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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学

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

2019-08-06 23:10:25 作者:范建华,秦会朵

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

范建华,秦会朵

《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智慧源泉和内生动力,是基于当下我国乡村文化日趋衰落现实的自我觉醒与积极应对,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复兴。乡村文化振兴的基本内涵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乡土文化的极大弘扬,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体系,为世界文化多元性提供中国样本。应全面系统分析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积极探索乡村道德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方式、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强化乡村传统文化生产性保护,是构建完善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内涵;困境;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是解决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过程中乡村群众主体意识觉醒、解放思想、提升综合素质的关键一环,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化于村民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有力抓手,也是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复兴的伟大举措。如何科学系统全面地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这既是一个学术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解读


研究探讨乡村文化振兴,首先就应该弄明白何谓乡村文化,我们振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乡村文化,更进一步需要解答的便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何在。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乡土文化。如何回归“乡土中国”并超越“乡土中国”?如何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同步,怎样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之中,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行动指南和智力支撑?我们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泱泱五千年历史积淀出了浓厚的乡土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是广大乡村群众赖于生存的精神养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在新时代的价值体现,是对中国乡土文化基因的一脉相承。乡村文化的基本内涵应包括:一是对传统乡土文化中仍具有时代价值和生命力的文化因子进行挖掘、传承与弘扬;二是对中国传统伦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塑造;三是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与深化,并对现代乡土文化的构建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乡村文化振兴是对中国传统优秀乡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总称。”是某一具体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淀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总和。乡村文化则是生活在乡村这一地理空间中的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有而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的总称。具体包括物态文化层面上的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族民间工艺等;行为文化层面上的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制度文化层面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规民约等以及精神文化层面的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华文化的根脉在乡村,我们常说乡土、乡景、乡情、乡音、乡邻、乡德等等,构成中国乡土文化,也使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乡村孕育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源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业是社会的主导产业,农村是主要的活动区域,农民则是社会的主体成员,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农村为主要生存空间的乡村文化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乡土文化”。


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传统中国的大门,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的农业文明之间发生了直接的交流与碰撞,“使中国原有的身份认同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方面是从政治上自我中心的‘天下——王朝’变为屈居一隅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便是从文化上无比优越的‘礼仪之邦’变成愚贫弱私的‘乡土中国’”。在这样一种逻辑支配下,传统乡村社会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亟需改造,而乡村文化是一种“封建的”文化形态,需要重构。于是,由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牵头开展的规模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便在华夏大地上推行开来。然而,这样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受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制约,“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最终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20世纪5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经历了农村土地革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乡村社会日益从封闭的、不流动的“熟人社会”走向开放的、大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下,我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大范围的“离土”潮流,在乡村社会形成大量的“空心村”,乡村文化遭遇主体缺失的巨大危机,乡村文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与文化生态遭遇破坏。乡村青壮年涌进城市,将乡村传统文化“推开”的同时,又将现代化、全球化的城市文化“带回”乡村社会,乡村传统文化空间受到挤压,乡村传统文化在与现代城市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日益式微和边缘化。集中表现为:在乡土社会关系方面,传统的差序格局逐渐松动与瓦解,人情关系日益淡薄、邻里关系逐渐陌生、宗族关系日益淡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在风俗习惯方面,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国家公共文化逐渐延伸,传统节日习俗日渐变异,传统礼仪习俗趋于简化并流于形式,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日益消失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逐渐普及;在价值观念方面,乡村群众的身份认同日益迷失,乡土情怀逐渐淡化,勤俭持家的消费观念日益扭曲,婚姻趋利化现象严重,离乡成为一种追求而回乡只是短暂停留。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乡村文化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迁,尤其是人地关系的疏离与变迁,导致了传统农耕生活方式的变革,并由此带来了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族民间技艺、与农事相关的各类节庆活动与组织方式、乡规民约、价值观念等一系列文化形态的变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乡村传统文化在与城市现代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必然会经历或快或慢、或激烈或缓和的历史嬗变,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然而,这并不等于乡村传统文化必然就要在与城市现代文化的碰撞中走向终结。相反,乡村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积淀、民众智慧以及复合创新能量。实施乡村文化振兴,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精华部分,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发展中传承与创新;另一方面,则要坚决摒弃乡村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构建积极健康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就是要在充分挖掘、整理、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优秀乡土文化的同时,必须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积极创新与时代同步、融入世界潮流并引导人类命运共同核心价值的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


(二)乡村文化振兴是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


乡村文化振兴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现代新型农民的文化素质,不断培育文化自觉、热爱传统文化、敢于创新的新型农民,强化广大农民群众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意识,发挥其主人翁的积极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构建起乡村重大文化建设项目、文化活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乡村文化建设、文化组织和文化管理制度,有效保障村民参与乡村文化管理的权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乡村、深入民心。


因此,有效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必须指向明确:一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践行,时刻坚持核心价值观不动摇,这是发展乡村文化的思想和行动指南;二是对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再认识,批判性延续和继承农耕文化中优秀的乡土文化基因,这是农民生存之本、发展之源;三是对人才的重视,引导和培养人才回流乡村。扎根于乡土、回馈于乡土的人才,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来源;四是对乡村文化、道德、风气的洗涤与重塑。风气是区域整体文明程度、精神风貌、道德水平的综合体现,像空气与水一般,新时代对乡风、家风、民风的重塑是非常必要的。即新时代的乡土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基因为核心,坚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培养向上向善、孝老爱亲、明礼守法、厚德仁爱、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的个人品德,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这种新乡土文化是对传统乡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对目前乡民文化和村落文明的再提升,是为增强乡民对本土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是为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三)乡村文化振兴为世界文化多样性提供中国样本


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得以弘扬的前提。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人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过程中,不断地摸索创造了不同的物质文明形态和精神文明内容,正是这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观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也要充分尊重文化的多元表达和多样式呈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人类文明异彩纷呈,文化生命力生生不息。钱穆先生指出,从世界文化发展来看,主要包括游牧、商业和农耕三种文化类型,其中游牧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共同特点在于“富、强、动、进”,而农耕文化的特点在于“安、足、静、定”。从纵向来看,我国古代发展历程中,不乏游牧民族攻克并统治农耕民族的案例,诸如元朝、清朝等。然而,战场上的成功并没有为这两个朝代带来文化上的成功,反而将其自身的文化融入到中原农耕文化之中,进而取得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和平。从横向来看,面对近代以商业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入侵与挑战,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传统中国社会虽然遭受巨大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走向灭亡,而是凭借着极强的韧性和顽强的精神,持续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发展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历史不断线持续发展至今的国家,中国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面对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中遭遇的衰落、困境与挑战,中国通过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弘扬和复兴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必将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留下宝贵的文化火种,创造更加辉煌的文明范式,提供人类文明史上文化多元中的中国样本,为人类农耕文明的传承、发展与复兴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二、乡村文化振兴与其他振兴之间的关系


201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人大报告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并提出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和乡村组织振兴,以五大振兴为具体抓手,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五大振兴体现了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政治建设,是一种相辅相成、五位一体的发展关系。乡村文化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粘合剂与内生源动力,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五大振兴具有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五大振兴”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要求和宏观战略定位。


(一)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就是生产力。尤其是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的新时代,文化既可作为产业的生产资料又是产业创意转化的源动力,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乡村旅游产业便是乡村文化通过对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资源及传统产品和服务的创意转化而形成的新的产业业态。乡村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文化振兴是产业振兴的思想保障,产业振兴是文化振兴的物质基础。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是推动乡村文化与产业双翼齐飞的重要路径,在这一发展路径中,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充分条件,乡民综合文化素养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乡村产业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石,现阶段乡村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仍要以产业振兴为基础,只有乡村产业不断发展与繁荣,才能给乡村文化振兴带来资金支持和发展空间,而乡村产业振兴,必然要求乡民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和文化综合素养的提升。因此,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一定要实现融合发展,根据不同地域的资源优势发展不同的特色文化产业。


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要依托乡村社会多元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如自然人文景观、历史文化资源、民俗节庆文化、民族手工艺等,打造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特色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借助数字化网络平台,搭借文化旅游业的快车,通过创意转化,实现乡村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将乡村文化中极具农耕文明特质、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与符号整合到农业生产活动、农产品加工制造、农业观光旅游、农事体验等相关产业中,赋予这些产业更多的文化意义,用创新创意思维推动现代农业产业的升级换代,实施创意农业与大地艺术相合,推动田园综合体建设、特色小镇建设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其文化附加值,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二)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人才振兴的关系


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智力保障,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人才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坚力量。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要强化乡村文化供给,在乡村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提供丰富的文化生活,让乡村之外的人愿意来、留得住。近年来随着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务工,种地能手、能工巧匠、民间艺人、乡村教师、乡村文化人等优秀人才也不断流失,致使乡村出现了人才奇缺,技艺断档……目前乡村人才的缺失与振兴人才需求之间确实存在较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国家、乡村双向推动。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新时代党和政府更注重人文关怀和对人才的培养,国家人才向乡村基层流动的用人导向明显。以县委书记、乡镇干部、村干部、乡贤、志愿者为代表的人才管理队伍,需要对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有着清晰、明确的认识,从观念上进行思考和突破,探索乡村人才培养、引进的新模式,加强基层干部的选用和培养,积极培育乡村知识阶层,引导人才回乡,充分发挥乡村人才安居乐业的特殊优势。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点和关键。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需要本土艺人、工匠、新乡贤、回乡创业人员、乡村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智慧与能力,乡村振兴亟需构建一支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多元化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整合乡村内外部文化人才投身乡村建设是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所谓“一门手艺能带活一个产业,一个手艺人就能带活一片乡村”,乡村艺人、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乡村知识分子等具备一定文化技能和较高知识水平的乡村本土文化人才,既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守护者,也是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实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得以延绵数千年不断、薪火相传,正得益于存活于广大乡村的优秀文化人才,传统社会是把他们统称为“乡贤”,他们是乡村优秀文化的代表。随着乡村人口大量离弃乡村,乡村优秀人才出现严重短缺。乡村振兴呼唤乡土人才的回归,新乡贤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的。这一文化形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热心故乡公益事业而被当地民众认同为复合型精英文化。新乡贤们既可以是生活在乡的本地人,也可以是身居他乡的多元化的精英人士,还可以是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们。不同于传统乡贤,新乡贤有着明显的政策导向性,而能够被称为新乡贤的大多是在城市社会、在某一领域已具有较为丰富的资历、威望和资源的社会精英,而他们的“回归”是由地方政府招引的结果。新乡贤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人群,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引领者,是传统优秀民族文化的挖掘者与弘扬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传播者。新乡贤人才培养战略,是解决乡村人才供给与需求矛盾的重要路径选择,是国家通过政策进行人才引流的重要举措。


(三)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生态振兴的关系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区域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各地区风俗习惯迥异的人们及其特色文化。不同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们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生态文明是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对自然调适过程中创造所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文化与生态有着天然的联系,生态造就了文化,文化影响着生态。在人类漫长的演进史中,通过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创造出不断更迭的人类文明。但人类文明的代价却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致使生态系统遭到十分严重的毁坏。特别是工业文明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因过度资源开发而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水体、土地等污染。生态问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在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也是发达国家在过去曾出现的问题。随着生态文化意识的觉醒与呼吁,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一项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在追求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背景下,国家生态建设、乡村生态振兴,成为我国推进全面可持续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战略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倡导“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建设“美丽中国”,就意味着中国自古提倡“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观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得到重新认识与高度重视。儒、道、释三家皆对天人关系有着相近的表述,如孔子的“仁”、张载的“天人合一”命题,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佛教中主张的“众生平等”“万物归一”等思想。古代朴素的生态文化观都传达出一种观点,即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这种观念至今蕴含在我国乡村文化中。“乡村是生态文明的宝库,生态理念体现在乡村的各个构成要素之中,形成完整的乡村生态文明体系,涵盖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包括信仰、习俗在内的乡村文化等各个方面。”如在农业生产方面,通过种植与养殖的有机结合与循环利用,以动物粪便作为农作物天然的养料,既保障了农作物养料需求,又解决了农村生产垃圾的问题,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循环利用与生态发展。在生活方式方面,不论是蒙古包式的居住方式,还是川西北碉楼式、滇西北高寒地区的井干式、滇南炎热潮湿地区的干栏式以及北方地区普遍的合院式居住方式,从对村落选址、房屋选址、房屋材料选择到空间布局、结构设计等,无不体现出自然环境与对区域独特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融。在文化信仰方面,很多村寨在群体意识下制定有生态保护相关的乡规民约、家族家规等,这种朴素的自然观一方面源于对鬼神的敬畏,一方面源于人与环境的天然联系。可以说,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一直融合在乡村传统社会里。


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为快速实现赶超发展,我国在有限的选项中选择了攫取农业农村剩余的方式加速工业化进程”,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化拉开序幕,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传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日渐淡漠,乡村工业化给乡村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进入新时代,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倡导下,“生态宜居”给乡村生态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是对传统“天人合一”生态文化观的召唤与继承,是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时代价值体现。这要求广大基层建设者和群众加固树立“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挖掘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文明,传承和弘扬新时代生态文化观,为振兴乡村文化与乡村生态提供巨大的智慧支撑。重新修复被破坏的山川河流,充分利用各民族传统知识系统中的生态价值观,重新审视乡村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回归自然和谐的人地关系,用乡土文化知识进一步合理地调适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真正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营造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使乡村的山更青,天更蓝,水更清,真正成为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


(四)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组织振兴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县以上实行郡县制王朝管理,而县以下基本是实行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制下的乡绅治理结构。这些乡绅主要是告老还乡的朝廷官员、有一定学识的乡村读书人、德高望重的寨老或族长等等,他们凭借着广泛的社会资源、较高的知识水平或是强大的权威力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和连接村落与外部社会的重要纽带。在乡绅的组织与管理下,村落群体因地域、血缘关系凝聚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与情感认同的,即乡村文化共同体。乡村文化共同体往往以“有形”的宗族等组织为依托,通过组织聚会、活动等形式,教化与强化乡村居民“无形”的文化观念、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对内维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外完成统治阶级分派的各项任务。


在乡村治理中,伦理文化始终是引导乡村风气和凝聚乡民人心的重要内在力量。新时代的乡村致力于建设成为一个“治理有效”的文明有序的民主自治乡村,伦理文化是乡村自治的核心所在。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发挥伦理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功能,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走乡村善治之路。培养村民在乡村自治中的主体意识和治理能力,当然乡村治理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和政府的行政管理,但“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代替民主协商,不能用美好设想代替农民的实际需要”。如果仅依靠行政力量的推进,农民成为行政制度的遵从者而不是制定者,那就很容易让农民产生错觉,误以为这是他人的事情,从而消极待事,甚至做出违反规定的事。所以乡村振兴中特别强调村民的主体意识培养和主体责任担当,要让广大村民成为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的积极参与者、责任者,更要他们有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因此,乡村组织振兴必须是基层干部在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上的根本性转变,由管理型组织转变为服务型组织,为乡村群众营造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积极引导群众表达最真实的利益诉求,培养群众的法治观念和诉求表达意识。通过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充分挖掘传统乡村社会丰富而深刻的乡村组织模式和治理智慧,结合新时代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实际,发挥乡规民约的自我约束和乡村舆论的文化监督作用,依托新乡贤的权威与感化,将乡村自治、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探索建立推动新时代乡村社会健康发展的组织形式,推动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全面发展。


三、乡村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特殊意义


乡村文化振兴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中具有特殊意义,并发挥重要作用,它是乡村振兴的智慧源泉和内在动力。乡村文化振兴以产业振兴为基础,又引领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以文化人、以文养人,文化振兴为人才振兴培育了智慧土壤;乡村文化振兴强化传统生态文化观,为创建宜居生态提供智慧保障;乡村文化振兴强调民主自治的伦理文化,确保乡村社会的有效、有序治理。同时,乡村文化振兴是对乡村文化衰落的积极应对,为满足乡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充分的文化供给,是调节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在整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乡村振兴的思想基础和智慧源泉。


(一)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


“‘振兴’与‘衰落’是一对反义词。提出‘振兴’必然是以‘衰落’的出现为前提的。”乡村文化振兴正是对乡村文化衰落的自我觉醒与积极应对,是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近年来大规模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常驻人口锐减,出现大量的“空心村”,随着乡村文化载体的脱域与离散,乡村文化遭遇主体缺失的巨大危机,传统乡村文化在与现代城市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日益式微走向边缘化,乡村传统文化生态系统遭遇破坏,乡村文化的衰落成为必然。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正是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振兴,是对乡村社会文化糟粕的抛弃,是重塑乡村文化空间、丰富乡村文化内容、提升乡村文化品质、满足乡村文化需求、增强乡村文化自信的伟大创举。


(二)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文化服务提供补给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升,尤其是农业税的取消,国家实施历史最强有力的系列惠农惠民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已转变为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全国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历史征程中,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乡村社会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乡村群众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对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13至2016年,全国乡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从174.8元增长至251.8元,年均增长率13.86%。乡村“两馆一站一室”建设,农家书屋建设,广电村村通、户户通工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的逐步达标极大改善了乡村文化供给侧结构性短缺问题,极大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


(三)乡村文化振兴促城乡文化协调发展


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制约着城乡一体化进程,乡村文化的振兴势必发挥文化软实力成为调节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突破口。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发展重心定在城市,以牺牲农村资源助推城镇化加速度发展。城乡经济收入差距被拉大,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城乡文化关系断裂,并形成以城市文化为中心、乡村文化边缘化的城乡文化二元结构。近年来,国家致力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城乡文化协调发展,都是为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乡村文化振兴则是从文化领域着眼于解决城乡间文化地位不均等、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文化产业发展不充分等问题。通过乡村文化振兴,可极大地推动乡土文化的复兴,促进和谐社会构建,铲除人们在强力市场推动下和经济利益驱使下造成的传统文化缺失、道德沦丧、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等种种与社会发展趋势相悖的不良土壤,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四)乡村文化振兴助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挖掘、整合具有产业价值的区域特色文化资源,通过创意转化、数字信息技术创新,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创意农业等新兴经济业态,助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可促进乡村文化与文化旅游产业、乡村文化与科技、乡村文化与特色农业、乡村文化与特色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文化附加值提升,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转变,促进乡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文化振兴是应对乡村衰落的基础性战略,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是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力量来源。国家一向极为重视乡村文化建设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大力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但成效甚微,究其原因,核心问题不在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单向供给,而是乡村文化建设主体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乡村文化振兴正面临着文化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文化建设主体缺位、对乡村文化缺乏科学认知与正确的价值判断、对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文化尚未形成统一且清晰的认识。如何走出困境,真正有力地促进乡村文化全面振兴,其实现路径如何选择,正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一)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主要困境


1.乡村社会原有文化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较少流动的“熟人社会”,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然而,这种传统、感性的“熟人社会”在经历了农村社会内部人才外流与外部信息输入后变得更加现代和理性了,“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尤其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出农村进城,使得村庄边界大开,过去规范村民行为的诸多地方性共识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不同区域农村的农民正以不同的速率、方式,共同向人际关系理性化迈进。”乡村社会原有的以“乡土”为根基、以“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为核心,并由此而形成的各种乡村文化关系、文化习俗、文化内容等,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日益消解与变迁。古村落建筑、文物古迹等大批乡村特色文化景观,以及附着在这些景观上的乡村特色文化和乡村共同记忆,随着景观的消亡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乡村社会居民的文化生活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断模仿城市居民,乡村特色文化逐渐没落,乡村文化认同日益淡化。乡村社会原有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全球文化、城市文化、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也变得支离破碎,而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于一体的新的文化生态系统在乡村社会又缺乏生长与发展的土壤,使得乡村社会文化发展受到阻滞,乡村社会文化观念趋于多元与无序。


2.对乡村文化缺乏科学认知和价值判断


乡村文化日益衰落、乡村文化振兴迫在眉睫,这已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关于如何建设乡村文化、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文化却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号召下,出现了两种错误的认知倾向: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盲目鼓吹的热衷者,一种是对乡村文化盲目批判的激进者。前者是一些盲目热衷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士,他们缺乏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鉴别,将一切古人的文化遗留物当作“经典”来挖掘与弘扬,这就出现沉渣泛起、糟粕横溢、封建迷信卷土重来的迹象。后者持的是激进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文化优等观,认为传统乡村文化是落后封建的文化,其衰落是必然的,应该予以抛弃,并在乡村社会构建现代化的城市文化,推动乡村社会文化现代化。即便在乡村社会群体中,也存在大一部分人在面对乡村日益衰败的当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抵触传统乡村文化,盲目追崇现代都市文化的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向下,文化属性中的经济属性日益凸显,乡村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扣上“落后”“过时”“无用”的帽子沦为边缘。但以“先进”文化自居的城市文化真的是完美的吗?现实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城市文化中反映出的诸多问题,不得不让人冷静地重新思考文化价值的判断标准。乡村文化价值判断不应完全以“市场需求”“产业效益”为导向,乡村文化的根源性、大文化观、人文关怀等等都是文化本质的价值体现。


3.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


乡村群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尤其是中青年群体是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军,也是乡村文化发展成果的受益者。然而,“民工潮”“学生党”的崛起,使得大规模的农民工常年在城市务工,学生在城市上学,乡村主要劳动力大量流失,“空心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现象凸显,甚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7年间,全国乡村人口规模从7.4亿直接下滑到5.7亿。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流失,动摇了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根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或知识分子因长期脱离乡村,对乡村文化缺乏认同与归属感,这将大大削弱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力量,后续发展动力明显不足。留守在乡村的更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大多文化素质不高、文化传承意识不够、文化建设能力不足、文化消费动力不足,难以有效组织、开展乡村传统文化活动。因此,乡村建设主体的缺失是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思考。


4.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嵌入”成效不突出


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乡村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解决乡村社会文化消费难的问题。从具体的政策落实情况来看,在供需结构层面,政府供给的文化活动与农民的文化活动需求之间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供需结构部分不对称。调查证明,在国家加大乡村公共文化投入,提供文化服务产品的过程中,往往一厢情愿,非需求主体代表了需求主体,没有科学的定量分析支撑,想当然地用公权力决定公众需要,其提供的服务与产品自然是花了钱不讨好;在投入结构层面,存在着“重投入轻管理”“重文化基础设建设轻文化人才培养”等问题;在组织结构层面,存在着“多头组织”“无人管理”“资源浪费”等问题。作为一种国家行政力量推动的、外部嵌入的乡村文化建设模式,缺乏对全国乡村社会地域差异、文化差异性以及具体乡村内部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的系统分析,而以相对统一化和标准化的模式开展,乡村文化建设效果甚微。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1.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升华,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教育广大农村干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各民族干部群众、乡村居民的共同理想信念和精神力量,外化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际行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通过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层宣讲和学习培训,把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到农村日常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农村的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相融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化保障与政策落实,用法律制度覆盖乡村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全过程。


2.重塑社会主义多元生态文化理念


践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振兴乡村生态应建立在乡土文化的基础之上,保留乡土味道和乡村风貌。坚持以“两山”理论为引领,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思想和智慧,全方位、多领域、系统化、常态化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唤醒乡村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充分发挥乡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化理念,重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观,构建多层次的乡村生态文化体系。同时,围绕乡村社会生态宜居建设目标,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化、生活方式健康化、乡村环境优美化和生态文化产业化,实现乡村环境改善和生态发展,“始终围绕绿水青山的建设目标,实现金山银山的财富积累”。


3.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振兴乡村文化,就是要发挥传统文化治理功能,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创新乡村治理生态系统,为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民族团结的乡村社会提供支撑。为此,就需要从文化治理主体的角度,转变基层管理干部的治理观念,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培育新乡贤文化,探寻新乡贤依法参与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头羊”作用;从文化治理内在思想的角度,挖掘乡村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新时代要求,融入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深入乡村文明行动,以家风促村风带乡风,培育良好社会风尚。加强宗教信仰的管理和引导,抵制封建迷信、民俗陋习,倡导勤劳致富、诚信重礼、文明节俭,淳化乡风民风;从文化治理外在行为的角度,不断规范宗庙、祠堂、神台、石刻、族谱、村规民约、歌圩舞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节日时令等传统文化行为和功能,发挥习俗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增强乡村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尊严感、责任感和荣誉感。


4.强力推进乡村传统文化的生产性保护


乡村文化振兴是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以实现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以及复兴为根本诉求。因此,振兴乡村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要强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而言,要加强乡村田野、河流、水系、森林等自然景观风貌保护,保护村落基本格局,清晰划定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推进乡村文物古迹、传统村落、古树名木、传统建筑以及与民间文化活动相关的空间场所、物质载体和生产生活资料等乡村物质文化的保护;从非物质文化层面而言,要加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优秀传统戏曲曲艺、技艺、美术、民族民间歌舞、节庆、体育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借助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创意力量,建立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平台。加强乡村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消费、创意设计的融合发展,强化乡村传统文化的展演性、体验性,鼓励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生产性保护与传承创新。


5.积极推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振兴乡村文化,必须以乡村产业振兴为基础,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是乡村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的最佳路径选择。充分依托乡村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和生态文化,立足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和区域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促进特色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构建具有鲜明区域和民族特色的乡村文化产业体系,促进乡村文化经济多样化、差异化和高端化发展。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乡村演艺娱乐、民族民间工艺品、民俗文化体验、民族节庆与特色会展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提升文化附加值。支持具备条件的乡镇、村落探索文化、健康、旅游与生态融合发展新模式,促进传统农业产业向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创意农业转型升级。积极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助力脱贫攻坚,重点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激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6.完善乡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针对当前乡村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存在的供需不匹配、“重投入轻管理”“重文化基础设建设轻文化人才培养”“多头组织”“无人管理”、“资源浪费”等问题,应重点关注乡村社会居民的文化需求,着力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充分利用国家支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优惠政策,对标补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短板,推进城乡区域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强化乡村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体制创新,以文化需求引导文化供给,实施“互联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开发乡村公共文化大数据平台,建立健全乡村文化需求反馈机制,推广“按需制单、百姓点单”服务模式,建立健全配送网络,倡导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和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形式,增强乡村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可接受性和有效性,切实满足乡村社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不同文化需求。


7.健全乡村文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振兴乡村文化,人才是关键。紧扣国家人才政策,完善和创新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引进、管理、使用等机制体制,优化乡村文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乡村文化人才的活力,促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一是重视对基层文化干部的管理与培训,优先乡村文化干部培养与引进的体制机制,引导文化人才向乡村基层一线流动。二是深入挖掘和培养乡村艺人、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乡村本土文化人才,做好面向基层、面向百姓的专业技能人才、活动组织策划人才的业务技能培训,加大文化人才培养、资助扶持力度。三是健全人才引进机制,加快落实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探索柔性引进机制,培育和引入一批高层次乡村文化研究、文化传承、文化创新的高端人才。尤其要着力培养青年乡村文化拔尖人才,形成高层次领军人物的重要后备力量。另外,要积极培育新乡贤文化,鼓励城市文化人员、高校文化专家学者、大学生、企业家等各界文化人才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乡村文化人才的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c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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