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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学科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

2017-04-01 00:23:43 作者:蔡禾

社会学学科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

蔡禾

(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载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2期。

 

建立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取得话语权,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议题。

所谓话语体系,是由“字词、句式、信息载体或符号”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在这里,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内容和本质,用以表达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字词、句式、信息载体或符号是外在形式,二者相互影响。形式是受内容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但“任何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都需要一定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的话语表达对于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有代表其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每一个时代都有体现其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每一个社会也都有象征其价值取向的话语体系。”

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取得话语权这一议题的提出是基于国内国际两个重大的挑战:第一,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问题,其独特性决定了国内外既有的理论都难以客观、全面、科学地描述和解释这一变化。身处这场巨大变革之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最有责任,也最有可能去解释和回答这些问题,并以此丰富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规律和多样性的认识;第二,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历史,迅速发展并融入世界的中国正在对全球事务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并没有发出与之相应的声音。习近平同志在2016517日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正面临巨大的历史挑战,但也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建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取得话语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社会也由此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这是一场较之经济体制转型更为深层次的转型。如果说改革开放头30年主要是通过解决经济体制问题来激发经济活力,增加财富增长,那么第二个30年面对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将是社会体制改革问题,即如何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建立在对市场体制下的中国社会的客观、全面、科学的认识基础上,而这正是中国社会学学者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否则,社会学学科就难以获得它应有的学科地位,难免被边缘化。但是迄今为止,面对社会转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对国家与社会对社会学学科的期盼,中国社会学“在反映与支持实践方面的努力和深度还远远不够,特别需要通过更大力度、“接地气” 的理论创新,进一步增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

毫无疑问,社会学要实现以上目标,就必须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保持敏感,否则就难以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形成正确的学科发展战略,因而也难以有创新的研究成果和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不过,社会学在面对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时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学术取向,它关注的是现实问题背后的学术问题,追求的是理论对话和学术知识的积累性增长。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的学术价值有其自身的学术标准,这个标准是不能简单地以学术成果的工具性价值为尺度的。另一种可称之为政策取向,它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追求的是政策评估和政策设计,以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和提升治理绩效这一工具性价值为尺度的。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显学,回应国家与社会对它的期盼,不仅要有学术知识的累积性增长,还必须有“经世治用”的工具价值。通俗点讲,社会学不仅要针对现实问题,从学理上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还要从实践上回答“怎么办”,二者相辅相成发展。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意味着存在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一种是学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一种是政策话语体系和话语权。

我以为,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是由学术概念、学术命题、范式和逻辑关系组成的对外部世界加以解释的系统性理论知识。不同学科会围绕不同的研究对象或不同的学科问题会形成彼此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同一学科也会围绕共同的研究对象或共同的研究问题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不过,不同学科之间由于研究对象或学科问题不同,彼此的学术话语体系往往难以比较。学术话语权问题更多地体现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学术话语体系之间,因为只有面对同一学科问题才可能形成话语体系的竞争。那些由新概念、新命题和新观点构成的话语体系,那些得到更广泛有效检验,取得学术界更普遍认同,其概念、命题、范式被更广泛地运用的话语体系,才可能占据学术话语权地位。

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恢复重建的,30余年的学科断代决定了恢复重建是从引进外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开始的,这是一个绕不过的历史阶段,但绝不应该成为一个跳不出的历史阶段。面对当今中国社会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快速的社会流动,剧烈的社会分化,重组的社会结构,多元的观念和价值,迅速的老年化和新旧社会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如果始终停留在套用已有理论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已有理论,可能都无法在学理上科学地解释当今中国社会。这意味着历史给了中国社会学者在建立学术话语体系和获取学术“话语权”的“弯道超越”机会。

要实现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获取学术“话语权”的“弯道超越”,就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保持清醒。首先,学术话语权的竞争是面向世界社会学界的,必须通过与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学术对话和学术争论来获得。我们除了要通过严谨科学的证明过程去“证伪”“已有理论无法科学地解释当今中国社会”,还必须通过严谨科学的证明过程去证实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创新价值,只有这样才可能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获取学术话语权,而不是忽视或简单否定已有的理论和观点,然后自说自话。其次,科学研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但理论一定是对有限经验的抽象,是要从个别中发现一般。所以我们在面向中国社会现实开展研究时,必须去发现和寻找现实问题背后具有普遍价值的学术问题。仅仅满足于地方性知识建构的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无异于自说自话,只要我们不能在学科领域最基本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学术问题上与已有理论开展对话,我们的理论就难以进入世界的学术知识体系。如果是这样,其实也就无所谓学术“话语权”问题了。第三,学术的话语体系必须通过概念、命题、逻辑关系和表达方式来呈现。由于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是从介绍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开始恢复重建的,国外的学术概念、学术命题、甚至表达方式被广泛地用来解释中国社会,因此囫囵吞枣、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等现象并不少见,即便是一些有创新价值的理论发现也没有能够整合形成一套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话语体系。具有新意且更能反映社会现象本质的概念和命题,命题间严密简约的逻辑关系,符合本土文化的表达方式等,这些是我们建立学术话语体系和争取学术话语权不可缺少的努力方向。不过我们也要防止生造概念、堆积概念、故弄玄虚、化简为繁的“理论包装”,防止对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的一些基本概念做自说自话的重新诠释,更要防止把学术作为表演的舞台,一味地玩弄词汇和追赶时髦。

我以为,政策话语体系的核心是国家的发展目标、为实现发展目标制定的行动方针和行为准则、以及关于目标与行动合法性的价值理念与技术知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经世致用”作用集中地体现在政策话语体系的建设上。所谓政策话语权是指,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学科,参与国家政策话语体系建设的机会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影响力。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领域的问题是国家政策的重心,经济学学科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建设中取得了无以替代的话语权。然而在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里,社会体制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胡锦涛同志在20052月中央政治局第20次学习会后对景天魁和李培林同志说,“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乐观点说,历史正赋予社会学学科在发挥“经世致用”价值,在政策话语体系建设中获得“弯道超越”的机会。

要实现社会学在政策话语体系建设和政策研究话语权上的“弯道超越”,就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社会学者必须在建设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同时,推动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转化为国家政策制定中重要的知识基础。所谓知识基础,就是要让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进入政策话语,要让社会学的视角进入政策评估和制定的过程,要让社会学的方法成为政策制定中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其次,要主动并善于将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依据。社会学是一门注重社会调查的学科,30余年来,社会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田野访谈资料和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但社会学者在把这些资料和数据转化为政策研究的依据、生产出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研究成果上尚不主动,也不成熟。社会学者需要学会如何针对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参政议政,提出能凸显社会学视角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中提升自己的话语权。第三,社会学者不仅要在传统的社会学问题域发挥作用,还要超越传统的社会学“地盘”,在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问题域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实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它本身并没有学科之分,尽管社会学在研究社会问题上有自己的学科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不能对社会领域的重大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政策话语上的竞争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竞争,只有那些能为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提供理论知识和技术知识支撑的学科或学者,才有可能在政策话语体系的建设上获得地位。事实上,经济学者、政治学者早已经在传统的社会学领域里开展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而社会学似乎还在固守传统地盘。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学是难以在政策话语体系建设上实现对其他学科的“弯道超越”的。第四,政策要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不仅需要政策制定的科学可行,还需要政策后果的受众,即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所以政策宣传和政策倡导对于获得政策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学者要在政策研究上发挥作用,还需要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政策宣传和政策倡导,做到将“接地气”的语言和文化形式与现代社会多样化的信息载体相结合,用通俗的方式去传递政策里面包含的正能量。

尽管学术研究成果和政策研究成果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但二者紧密相关。学术研究的成果是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面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首先要对“是什么”做出客观的分析,对“为什么”做出科学的理论解释,然后才可能对“怎么办”提出在价值理念引导下的对策。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一定会对某种体系化的知识有所贡献,成为可以积淀下来的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尽管它可能不会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直接办法,但它能为政策制定者展现实现政策目标的条件和限制,为建立政策行动的规则提供科学分析的路径,为政策行动的效能做出客观的评价,基于学术研究基础上做出的政策思考往往具有更长远的政策效益。同样,政策研究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经验素材。因为学者在开展政策研究时,也在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理论创新和范式变革的经验积累,当某种被运用于解决工具性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无法有效解决工具性问题时,就意味着理论创新有可能出现,意味着原有的研究范式有可能被突破。所以,对于那些关注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来说,必须意识到能形成重大影响的学术研究一定是能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解释的研究;对那些关注政策研究的社会学者来说,也要意识到真正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政策研究,一定是以学术研究为理论基础的、能在对策研究中体现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独特视野的研究。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作为两种知识体系,其知识生产的逻辑是不同的。因此,社会学要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个方向上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并使之得到相辅相成的发展,就必须对二者的差别保持自觉。

首先,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科学知识的本性要求我们把持客观的研究立场,不对客观的研究对象作任何意识形态的预判,因此要给予学者在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选择上更多的自主性;而政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从国家意识形态和特定的价值立场出发,所以研究必须服从于解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促进国家和谐稳定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因此学者在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选择上的自主性有限,要力求与国家的发展需求相一致。

其次,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研究成果的价值是不能简单地用工具价值来衡量的,而应坚守学术标准。事实上,越是基础的学科或者越是基础的学术问题,往往越是没有明显和直接的工具价值。但在政策研究领域里,工具性价值是追求的目标,只有那些有可能产生工具价值的政策建议才可能被采纳,只有那些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产生实际效果的政策才可能得到延续。

第三,社会学的学术生产方式在多数情况下是个体性的,其学术生产的团队形式往往是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即一群能够围绕某个重大学术问题,在共享的规范和知识下独立开展研究,又经常性地展开学术争论和对话的群体。所以,学术研究要允许“孤独的思考者”。但在政策研究领域里,个体性的生产方式往往难以成功,越是重大的政策问题,越需要较大规模并联系紧密的研究团队。而且还需要在不同学科之间、在学者与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仅靠单一学科或仅靠学者形成的政策建议,在很多时候是难以成功的。

社会学者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个方面的责任使他们在学术和政治两个领域里扮演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所需要的职业精神是不同的,对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曾经在他的《学术与政治》一书中做了十分精彩的阐述。韦伯认为,以学术为业就必须有为了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要对价值中立负有责任,要做到不把学术作为表演的舞台。因为真正的学者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而以政治为业,就要有坚定的以价值为根据的行动目标,同时要对实现目标的行动后果负有责任。韦伯并不否认一个人可以有多重角色,学者也可以在政治或宗教事务上有自己的立场,但他绝不可以借学术之名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最后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获取话语权,一定要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创新研究需要创新型的人才,但更需要有助于创新人才成长和创新思维释放的制度空间。因为创新意味着对既有东西的挑战和质疑,包括对既有理论的挑战,也包括对既有政策的质疑,而且越是宏观和基础性的理论,越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越需要给研究者宽松的制度环境和自主的探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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