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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方法

水延凯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的发展

2015-08-08 21:27:18 作者:水延凯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的发展

 

水延凯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调查发展,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历时约3910年。中国古代社会调查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社会调查类型的扩展,社会调查内容的演变和社会调查方法进步。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调查,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是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社会调查,包括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直至清朝前期的社会调查;其年代,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起,到1840年鸦片战争止,前后历时约3910年。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古代社会调查类型的扩展,古代社会调查内容的演变、古代社会调查方法的进步。

 

一、古代社会调查类型的扩展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的类型,是随着社会调查目的、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它们的调查主体、社会功能也是多种多样、不断扩展的。中国古代社会调查史说明,它大体可分为5种类型,即行政型社会调查、变革型社会调查、学术型社会调查、文艺型社会调查和应用型社会调查,它们各有不同的调查主体,不同的社会功能。

 

1.行政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官吏,其主要目的是收缴贡赋、征集兵员、派使徭役,管理国家和巩固统治,同时服务社会。例如,殷商甲骨文、金文中关于“登人”和战争的记载,春秋战国的上计制度和“初税亩”,秦“初令男子书年”和“使黔首自实田”,汉的“编户齐民”和“度田”,隋的“输籍之法”,唐的丈量土地和《国计簿》,宋的“丁产簿”、“结甲册”和“鱼鳞册”,元的“诸色户计”和户籍清理,明的户帖和黄册制度,清的“摊丁入亩”和赋役簿册等。行政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统治和剥削人民的重要工具。

 

2.改革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社会改革家,其主要目的是揭露时弊、剖析病因、提出方案,推动变革,破旧立新。例如,周公旦的“明德慎罚”和“敬德保民”,管仲的“明法审数”和“八观”,孙武的“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秦的郡县制改革和车同轨、书同文,汉的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唐的贞观之治和两税法,宋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辽的“因俗而治”和一朝两制,元的治汉地、行汉法,明的张居正改革和“一条鞭法”,以及清的洋务运动等。改革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社会改革家探究社会病因、提出改革方案,推行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3.学术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各类学者,其主要目的是广泛搜集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形成新观点、新学问。例如,先秦的《山海经》、孙武的《孙子兵法》、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贾谊的《论积贮疏》,诸葛亮的《隆中对》,陈寿的《三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慈的《洗冤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开工开物》,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学术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学问家、思想家搜集社会信息、研究社会现实,形成新观点、新理论的基本方法。

 

4.文艺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文学家、艺术家、诗词作者等,其主要目的是体察社情民意、深刻反映现实、创作新作品、塑造新人性。例如,先秦的《诗经》、《离骚》和《九歌》,“建安七子”的《洛神赋》、《饮马长城窟》和《西京乱无象》,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李白、杜甫等的唐诗,苏拭、辛弃疾等的宋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关汉卿的《窦娥冤》,明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文艺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文学家、艺术家体察社情民意、创作精神佳品的重要途径。

 

5.应用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除上述几类调查主体之外各行各业的翘楚,其主要目的是把握社会需求、服务广大受众,开拓新业务、创造新局面。例如,秦《封诊式》中记载的司法调查,刘晏的商情调查和经济调查,狄仁杰、于谦、海瑞等的断案调查,陆羽的《茶经》,宋的地方志和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刘完素的《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朱思本的《舆地图》,郭守敬的《授时历》,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郑和的《郑和航海图》,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清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地图》等。应用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各行各业翘楚满足社会需求,搞好自身业务,更好服务社会的有效手段。

 

二、古代社会调查内容的演变

 

古代社会调查的内容,是随着古代社会发展、古代社会调查类型扩展而不断演变的。古代社会调查的历史证明,调查内容的演变趋势是:

 

1.先出现人口调查,后出现土地调查

 

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需要征集兵员抵御外侮或对外扩张,因而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对于“登人”的调查。这说明,人口调查早于土地调查。就人口调查而言,由于征集兵员、派使徭役只需要掌握丁(成年男子)口数,因而丁口调查又早于人口调查,直至西周“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仍不是全面的人口调查。就土地调查而言,山水调查早于田亩调查。因为,上古时代水患频繁,它涉及到部族的兴衰存亡,因而就出现了勘察山脉、水系及其走向的大规模山水调查,《山海经》、《禹贡》等,就是古代山水调查的结晶。至于田亩调查,由于早期华夏地广人稀,想耕种多少地就耕种多少地,根本不存在田亩调查的客观需要,直到春秋时期的楚国才出现“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 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

 

2.先重人丁、户口调查,后重田亩、财产调查

 

赋役,是赋、税和兵、役的合称。赋税,是统治者为管理国家、维护统治而强制征收的田赋和捐税,一般包括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及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兵役,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镇压百姓反抗,抵御外族入侵或对外扩张,兴建皇家宫室、官衙和水利等民用工程而强行征集的兵员和徭役,一般以成年男子为征集的依据。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以唐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制”为界,此前多重口税、丁税,此后转向重田税、财产税。因此,为征收税赋而开展调查的内容,从夏、商、周,到秦、汉、隋直至唐前期,大都重丁口调查、人口调查和户口调查;唐建中元年后,则转向重田亩调查和财产调查,特别是清雍正推行“摊丁入亩”改革后,田亩和财产更成为行政性社会调查的重点内容。但是,这决不是说人丁、户口调查不重要。由于兵役的征集都以成年男子为对象,因而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丁口调查。秦以后丁口调查扩展为人口调查,但仍强调“令男子书年”,其目的是便于根据男子年龄来征集兵员和徭役。总体而言,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人丁、户口调查,不仅先于田亩、财产调查,而且重于田亩、财产调查。

 

3.先经济领域调查,后非经济领域调查

 

夏、商、周时期,以农牧业为经济基础,以税赋为主要目的,因而早期经济调查的内容,大都涉及农牧业和税赋情况。例如,夏王朝的农业主要种植粟、黍、豆、麻和水稻,其收成和税赋主要取决于土壤状况,因而《禹贡》按土质优劣对九州的田、赋情况进行复合分组:首先,按“等”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按“级”再细分为上、中、下三级。这种复合分组,既是农业调查的结果,又是税赋调查的总结。

 

秦汉以后,随着生产发展、技术进步、产业扩张,经济调查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例如,秦有黄金衡器,汉有盐铁统计,唐宋有“坑冶”、漕运、造船调查;元有水陆驿站和牛、马、驴、车、轿、船等交通工具统计;明朝,不仅有水、马驿站和递运所分布情况的调查,而且还有了通过外贸流入的白银、资本积累、雇佣劳动、城镇人口的统计;到了清朝,除了农业、制造业外,海外贸易的地区和情况,海关进出口的货物、种类和价值,都有较系统的调查和统计。总之,随着经济发展,经济调查的内容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丰富。

 

至于非经济领域的调查内容,在夏、商、周时期,主要涉及军队、战争、狩猎和祭祀等情况的调查。秦汉以后,贾谊的《治安策》,徐干的《民数》,诸葛亮的《隆中对》、傅玄的“五条政见”,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论时政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洪吉亮的《意言》,包世臣的《庚辰杂著二》,以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慈的《洗冤录》,王祯的《农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开工开物》等,则大都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等非经济领域。

 

4.先客观现实情况调查,后主观精神状态调查。

 

先秦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就很重视主观精神状态的调查。例如,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真实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面貌,无情揭露了奴隶主贪婪、寄生的本性和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歌颂了奴隶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它既是对奴隶社会客观现实的描述,又是上古时期社会习俗风尚、主观精神状态的反映。又如,管仲的“八观”,前四观主要涉及饥饱、贫富、侈俭、虚实等经济领域的客观现实情况,后四观则主要是对“民”、“臣”和“上意”的主观状态进行调查,并据此对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兴灭、存亡做出判断。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更重视广大民众的主观精神状态。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所宣扬的“民本”思想、“民权”意识,以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当时民众主观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的结晶。

 

三、古代社会调查方法的进步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的方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概略到准确、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古代社会调查方法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一般调查而言,古代社会调查已采用多种方法,其中主要的是:

 

⑴ 实地观察法,就是观察者运用自己的感觉器官,特别是视觉器官,认识、辨别、了解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现象的方法。例如,《八观》中的“行”、“观”;《八观》和《六韬》中的“视”;《孙子兵法》中的“察”、“闻”;《左传》中的“辨”;《荀子》中的“闻”、“见”;《史记》中的“游”、“探”、“窥”、“浮”、“涉”、“过”;《洗冤集录》中的“看”、“检”等,都是运用实地观察法进行调查的不同说法。实地观察法的最大优点是直观、可靠,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实地观察法简便易行、适应性强、灵活性大,因而是古代社会调查使用得最多的基本调查方法之一。

 

⑵ 口头访问法,就是访问者通过口头交谈方式向受访者询问、了解情况或探讨问题的调查方法。例如,《问》篇中的“问”;《八观》和《六韬》中的“听”;《孙子兵法》中的“知”、“闻”;《洗冤集录》中的“问”、“审”,以及《齐民要术》、《千金方》、《洗冤录》、《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开工开物》等形成过程中的“探访”和“咨询”,都是运用口头访问法进行调查的不同说法。口头访问法可以广泛了解社会情况,包括过去和外域的情况,可以深入探讨各种社会问题,可以灵活应对访谈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可适用于各类受访者,因而也是古代社会调查使用得最多的基本调查方法之一。

 

⑶ 文献调查法,就是调查者搜集文献资料(即具有一定知识内容、一定记录方式、一定物质载体的资料),通过整理分析、摘取有用信息而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文献调查法是有了文献之后才出现的调查方法。它是书面的、间接的、非介入的调查方法,具有方便、自由、省钱、省时、效率高、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等特点,因而尽管它的出现晚于实地观察法和口头访问法,但在古代社会调查应用却十分广泛。文献调查法不仅是《水经注》、《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农书》等著作形成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且是《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类书形成的唯一方法。

 

⑷ 实验调查法,就是实验者按照自己的想法,通过改变某些自然、社会条件或环境的实践活动,来检验自己的想法,认识实验对象的特性和内在本质的调查方法。例如,《八观》中的“入”;《孙子兵法》中的“验”;《左传》中的“牧”(放牧、治理、勘查),都与实验调查法的含义相近。贾思勰曾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实践,他的《齐民要术》就是实地调查、文献调查与实验调查相结合的产物;孙思邈一生致力于药物研究,边行医,边采药,边临床试验,《千金方》就是他长期调查研究和亲自实验的产物;《洗冤集录》、《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等著作,无不是作者长期调查研究和亲自实验的结晶。

 

⑸ 思维加工法,就是调查研究者运用语言、文字等工具和一定思维方法,对整理、统计分析后的资料进行研究,并做出结论的思维过程或方法。例如,《八观》中的“求”;《六韬》中的“虑”;《孙子兵法》中“象” ;《左传》中的“鸠”(通“究”);《史记》中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洗冤集录》中的“借”和“理”等,都是思维加工的不同说法。思维加工的任务是:叙述真实情况,分析因果关系,揭示事物本质,做出基本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可以说,古代社会调查的一切优秀成果和重要著作,无不是调查研究者精心思维加工的产物。

 

2.就人口调查而言,调查的对象、主体、方式、内容是不断变化的。

 

人口调查的对象,商“登人”,主要是登成年人。周“登万民”,是“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秦“初令男子书年”,主要关注15(或17)~60岁的适龄男子。汉以后,原则上是男女大小人口全部入籍,但事实上存在的大量家奴、私附户、漏户、逃户、迁徙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多不调查、不入籍。各朝人口数,主要是编入户籍的人口数。

 

人口调查的主体,有两种:一是基层官吏登记,如商“登人”、周“登万民”,此后多数朝代都是基层官吏调查、登记。二是百姓自书自实,如秦“令男子书年”,晋“自填法”、唐“手实法”,后唐“委人户自通供手状”等。总体而言,基层官吏登记居多。

 

人口调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仅用文字登记、造册;二是在登记基础上还要“貌阅”,如汉的八月“貌阅”,隋的“大索貌阅”、唐的“团貌”等。事实上,“貌阅”和“团貌”的朝代有限,由于费力费时,往往流于形式。

 

人口调查的内容,由单纯计数,到分组、分类;由简单分组、分类到复杂分组、分类。如商“登人”,只单纯计数。周“登万民”,则要“辨其中国,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即按居住地域和性别分组。汉以后各朝,户口调查大都有人分组、户分类的要求。例如,汉“编户齐民”,将户籍分为市籍、侯籍等不同类别,既要登记姓名、性别、年龄,又要登记籍贯、身份、相貌和财富。晋按人的年龄有“正丁”、“次丁”和“老小”之分,按户有黄籍、白籍之别。隋按人的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按户分为民籍、军籍。唐按是否本地人分“主户”与“客户”,按是否纳税服役分“课户”与“不课户”。宋的主户分为官户、吏户和民户,并按占田多少分为五等。元按户主职业分为军户、站户、匠户、医户、盐户、僧户、道户、儒户等。明的户籍分民、军、匠三大类。清的户籍分军籍、民籍、匠籍、商籍、灶籍等。总之,人分组、户分类有越来越复杂的趋势。

 

3.就土地调查而言,调查的对象、内容和方法是不断丰富的。

 

中国古代的山水调查,先秦的《山海经》、《禹贡》等是全景式的山水体系及走向调查。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不仅记述了许多重要河流、山脉的体系及走向,而且记述了这些河流、山脉的地理、历史、人物等情况。元潘昂霄的《河源志》,是中国第一部黄河源头调查;明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环境游记。至于在山水调查基础上绘制的地图,魏晋之际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唐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元朱思本的《舆地图》,明郑和的《郑和航海图》,清《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调查的对象、内容和方法都有许多新的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山水调查的发展趋势是:先全景,再局部,后集中到中国母亲河——黄河的沿岸及源头;先中原,再全国,后扩展到航海沿线国家、直至世界各国。

 

中国古代的田亩调查,秦“使黔首自实田”;东汉“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為三品”;唐实行手实法,自报人户、田亩,并为实行均田制而丈量全国田亩;后唐“委人户自通供手状”,要百姓自己填写田亩数量,五家互保,不实则受罚;宋实行方田法和鱼鳞册,从此土地调查由抽象数字变成了具体图形。明初朝廷派人核查田亩,令户部丈量土地,汇集成鱼鳞图册,张居正“万历新政”全国丈量田亩新增300余万顷。这说明,中国古代田亩调查的发展趋势是:先自实自报,后派人登记、清查,再实地丈量;先简单记数,后分品分类,定期复核;先记载田亩数字,后绘制田亩图形,再形成图册。

 

4.就数量调查而言,先直接计数,再简单分组,后发展为做较复杂的统计分析。对于数量调查而言,秦统一度量衡制度、唐精确度量衡标准具有重要意义。《旧唐书•志第二八•食货上》云:“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古代容量单位,音yne),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升为大升,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精确的度量衡标准,是保证数量调查准确性不可缺少的前提。

 

此外,中国古代社会调查很重视图谱的作用。司马迁《史记》的“十表”,开创了用图谱说明历史的先河。南宋史学家郑樵的《通志•年谱略》和唐仲久的《帝王经世图谱》,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图谱理论和方法,对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调查史研究”(批准号:13ASH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水延凯(1932~),男,湖北武汉人,汉族,中共孝感市委党校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学,社会调查的理论、方法、历史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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