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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快递小哥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实证研究

2019-08-16 15:27:07 作者:王艺璇

城市快递小哥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实证研究

王艺璇

《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8期

一、问题提出


电商物流和快递行业的持续高速发展,有力支撑着电子商务的繁荣,也在改善着居民的消费需求和生活品质,促进着社会的就业。这背后,是一支数量庞大的新兴就业群体的兴起,快递员作为电子商务配送环节存在,是快递行业的重要纽带。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联合苏宁易购发布的《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显示,2016—2018年,中国以邮政速递(EMS)、顺丰、京东、“四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百世汇通和韵达)等为代表的快递企业快递员数量增至300万,其中,50%快递员的增速支撑着57%的快递业务量变化和49%增速的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此外,以美团、饿了么、闪送等为代表的外卖行业和O2O平台也拥有上百万名专兼职的终端外卖骑手配送员。这些作为“最后一公里”守护者的快递员伴随快递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正带领着中国进入快递全民普惠的新时代。


同时,由于中国快递行业高速度的增长和较低的职业准入门槛,我国快递行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各快递企业对一线快递员在技能、学历等方面要求较低,普遍存在快递员流失率较高的现象[1]。根据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2017年中国电商物流与快递从业人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电商物流和快递员仅有48.41%会继续从事快递配送工作,快递员队伍的稳定性有待加强。《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也显示,虽然总体上城市快递员中的多数人都选择在快递配送行业中求生存,但是他们的职业存在很大的流动性,快递员会在不同的物流公司之间流转,更有19.9%的快递员在这一过程中最终选择回乡创业。


过于频繁的职业流动对各方带来损伤[2],使快递员丧失工作经验积累的有效性,使快递企业丧失对快递员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使社会降低对快递员的职业认同和尊重。因此,如何保持城市快递员的职业稳定性,对于每一个快递员和快递企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即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分析城市快递员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为规范快递行业发展、加强快递员权益保障、改善快递员生活诉求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1.职业流动的原因:主动流动与被动流动


既有研究表明,快递员是一个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群体,职业稳定性较差,几乎处于一个随时可能离职的状态[3]。虽然当前学界关于快递员职业流动的研究较少,但既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流动往往与个人、就业制度和用工单位三方面有关[4]。例如,廖根深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职业流动速度由快变慢,而随着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职业流动周期曲线的走势也呈“倒U”型[5];许传新通过对比两代农民工分析也发现,第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主要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则主要为了追求个人发展[6]。在此基础上,吕晓兰和姚先国根据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动机和具体原因,将职业流动分为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其中又将主动流动的原因分为工作原因(收入太低、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工作不稳定、社会福利差等)和家庭原因(照顾家人、回家结婚、生孩子、家里有事等),被动流动的原因分为单位原因(单位停产、企业破产、项目结束等)和个人原因(被单位开除、单位裁员等)[7],这对于分析快递员职业流动的原因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2.职业流动的途径:正式途径与社会关系网络


在职业流动的研究中,职业流动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类型:正式途径和社会关系网络支持的非正式途径[8]。其中正式途径主要包括通过校园招聘、社会招聘、职业中介招聘或人才市场等方式而实现的职业流动,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指依靠社会关系网络支持而获得的职业流动。研究表明,由亲属和朋友两种强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支撑中国员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9],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支持是他们在城市获得工作的重要影响因素[10]。


不同的职业流动途径对员工的职业发展和稳定的影响是不同的。虽然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撑能够促使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非农工作[11],但是他们往往处于职业结构的下层,是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人力资本较差,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也较差,他们往往为提高收入水平而具有较高的职业流动率;通过正式途径实现职业流动的员工则处于中间阶层,能使流动人口获得更多收入[12];通过“正式+关系”途径获得职业流动的员工则处于上层,人力资本是影响其收入的主要机制,往往具有较高的职业认同和较低的职业流动[13]。因此,在分析城市快递员职业流动时需将其工作获得方式纳入分析模型,以检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3.职业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否认劳动力市场的同质性,主张从制度和结构两个角度来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由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里(Piore)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工资水平较高、工作条件较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较多、就业比较稳定,二级市场工资水平较低、工作条件较差、管理比较粗暴、缺乏升迁机会、就业不稳定[14]。实证研究证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存在城乡分割和“国有—非国有”部门的分割,并且由国有单位垄断的产业与向非国有经济开放的产业之间所构成的非农产业分割已经成为中国分割劳动力市场的新结构[15]。


鉴于此,本文依据快递小哥所在企业的“国有—非国有”差异,将快递小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服务国营企业(如EMS、民航快递和中铁快运等)为主的国营系统快递小哥;第二类是以服务民营或外资企业(如顺丰、京东和“四通一达”等)为主的民营系统快递小哥;第三类是以服务新兴互联网企业或O2O平台(如美团、饿了么、闪送等)为主的新兴系统快递小哥。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析不同企业类型差异对城市快递小哥职业流动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8年8月—2019年2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快递(外卖)小哥调查”课题组对北京市范围内快递小哥所展开的社会调查。该调查包括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两部分。其中,问卷调查主要是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对16~35岁在北京从事快件/外卖揽收、分拣、封发、转运、投送的快递小哥(不包括站长及其他管理人员)在基本情况、工作状况、权益维护与社会保障、生活质量和社会态度五个维度的调查。该调查共收集问卷1710份,经筛选后,有效问卷为1692份。访谈调查主要是通过质性访谈的方式对快递小哥在城乡流动、生命历程、工作感受、生活融入等方面的调查,共形成访谈资料62份。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数据主要基于1692份有效问卷,并辅之以访谈资料进行论述。


2.统计描述




由于lognormal模型是加速失败时间模型中的一种,该模型估计的是事件发生以前的时间,因此根据模型设定,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快递小哥从当前工作岗位离职时间的自然对数。在问卷调查中,设置了快递小哥从事当前工作时间的选项,也设置了快递小哥三年后是否还在当前工作岗位的问题,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


以性别、户籍、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是职业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越高,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越高、职业流动性越弱[16]。因此,快递小哥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是本文分析其职业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以婚恋和子女数量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情况对职业流动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结婚能够显著降低职业流动的概率,这主要是因为婚姻增加了员工的家庭负担,从而增加了职业流动的羁绊[17]。因此,快递小哥的家庭情况是本文分析其职业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以职业获得方式、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收入水平、工作量等为内容的工作状况也对职业流动具有影响。本文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角,将快递行业按照企业性质区分为国营快递系统、民营快递系统和新兴快递系统,并从三种快递系统具体分析快递小哥因人力资本积累、家庭情况和工作状况差异而形成的职业流动差异。


四、数据分析


通过事件史分析lognormal模型所估计的快递小哥职业流动决定因素,分析内容分四个模型,包括所有样本模型、国营系统样本模型、民营系统样本模型和新兴系统样本模型。由此可以估计各因素对快递小哥总体职业流动效应并比较它们对不同快递行业类型的快递小哥职业流动作用的差异(见表2)。


在所有样本中,快递小哥的性别系数是0.211,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男性快递员比女性快递员从入职至离职的时间(即在当前快递岗位工作的时间)更长,即职业流动的周期更大。而在不同行业类型中,虽性别系数都是正数,但民营系统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只有民营系统的男性快递员比女性快递员在当前快递岗位工作的时间更长,从职业流动来看其平均工作时间延长了30%,而国营系统快递小哥和新兴系统快递小哥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同时不同于民营系统和新兴系统,国营系统中女性快递员相比男性快递员在样本数据中在当前岗位工作的时间更长。


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的快递小哥相比,职业流动的时间有显著差异,农业户籍的快递小哥在当前岗位工作的时间更长,职业流动的周期更大,其从当前岗位离职的工作时间相比非农业户籍延长了9%。但是,户籍差异在三类快递系统中对快递小哥职业流动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年龄对快递小哥的职业流动时间具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以“1983—1989”为参照群体,“1990—1999”的回归系数为0.219,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2000—2002”的回归系数为0.604。上述数据表明,与80后的快递小哥相比,90后和00后的快递小哥在当前岗位从入职到离职的工作时间更短,其中90后快递小哥相比80后快递小哥从入职到离职的工作时间缩短了20%。进一步从三类不同的快递行业类型来看,年龄对国营和民营系统快递小哥职业流动时间均具有显著影响,并且80后相较90后在当前岗位上从入职到离职的时间周期更长。而年龄对新兴系统快递小哥职业流动的影响不显著。


受教育水平虽然在总体上对快递小哥的职业流动时间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在三类快递系统中,国营系统快递小哥职业流动教育因素的影响系数是-0.677,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在国营系统快递行业中,快递小哥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其在当前岗位上从入职到离职的时间周期越长,其时间延长了46%。不同于其他系统,民营系统快递小哥职业流动教育因素的影响系数是0.018,系数为正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民营系统的快递小哥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其从当前岗位离职的时间越提前,职业流动时间缩短了18%。进一步分析教育因素对快递小哥职业流动的影响发现,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群体,“初中”“高中/中专”以及“本科/高职高专及以上”不同受教育水平对快递小哥职业流动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66、0.093和0.085,系数为正说明在本数据调查中,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快递小哥相比,初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快递小哥在当前岗位工作的时间更长,因此职业流动的频率更低。


不同于既有研究中婚恋情况对城市青年职业稳定性并不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18],婚恋情况对快递小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且单身的快递小哥在当前岗位工作的时间更短,其次是未婚但有恋爱对象的快递小哥,已婚的快递小哥在当前岗位工作的时间最长。进一步分析发现,以“已婚”为参照群体,未婚但有恋爱对象的快递小哥在当前岗位工作的时间缩短了31%,单身的快递小哥在当前岗位工作的时间缩短了23%。可以看出,这与既有研究中婚姻对农民工职业稳定性的正向影响[19],即婚姻增加职业稳定性的结论相一致。


是否生育子女对快递小哥的职业流动也具有显著影响,分析发现,已经生育子女的快递小哥相比没有生育子女的快递小哥在当前岗位从入职到离职的工作时间更长,平均时间延长了15%。既有研究表明,中国快递小哥以80后和90后为主,其子女大多数处于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频繁换工作会造成快递小哥收入的不稳定,进而会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已经生育子女的快递小哥职业发展更趋稳定,职业流动更小,工作周期更长。 身体健康状况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分析表明,快递小哥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在当前岗位工作的时间越短,从入职到离职的时间越提前。特别是在民营系统中,身体健康状况对快递小哥职业流动的影响系数是-0.099,并在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民营系统中,快递小哥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其工作时间越短。进一步分析发现,以身体健康状况是“健康”的快递小哥为参照群体,身体健康状况是“一般”的快递小哥其职业流动系数是-0.159,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民营系统中,相比健康的快递小哥,其在当前工作岗位从入职到离职的时间延长了15%,职业流动时间更长。目前快递行业虽然是一个低门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行业竞争压力较大,身体健康状况是获得较高收入的基础,而不能适应高负荷快递揽配送压力的快递小哥往往面临被动的职业稳定性。正如一位快递小哥在访谈中所言,“北京目前的快递员,大多数人的从业时间都不长,几乎都在两三年左右;外卖工作的辛苦大家都有目共睹,吃不了苦的,受不了委屈的,大多都很快就辞职另谋他处了。能干得长的,也大都正骑驴找马,也在关注其他工作的动向,等待合适的时机跳出外卖圈,开辟新的人生”。(外卖小哥WG,2018-12-22)


收入水平对快递小哥职业流动的影响系数是-0.127,系数为负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快递小哥收入水平越高,则其在当前岗位上从入职到离职的时间周期越长。在三类快递系统中,只有在民营系统中,收入水平对快递小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国营系统和新兴系统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以平均月收入在“4000元及以下”的快递小哥为参照群体,可以发现,收入在4001~6000元的快递小哥相比4000元及以下的快递小哥虽然收入增加了,但是其从入职到离职的时间周期却缩短了,而收入在6001元以上的快递小哥随着收入的增加,其从入职到离职的时间周期也延长了,特别是收入在10001元及以上的快递小哥,其从入职到离职的时间相比4000元及以下的快递小哥延长了52%,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民营系统中,收入在8001~10000元之间的快递小哥和收入在10001元及以上的快递小哥相比收入在4000元及以下的快递小哥,从入职到离职的时间分别延长了28%和52%,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新兴系统快递小哥收入在10001元及以上的快递小哥,其从入职到离职的时间相比收入在4000元及以下的快递小哥延长了65%,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因此可以看出,对于快递小哥而言,收入水平是其职业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都说北京是一座黄金遍地的城市,有着太多的机会。太多怀揣着梦想的人在这里挥洒汗水,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我也不例外,我希望用自己年轻时的努力换取未来的幸福生活”。(快递小哥XZ,2019-01-05)


职业获得方式对快递小哥职业流动的影响系数是0.149,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比通过正式途径获得工作的快递小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支持获得工作的快递小哥职业流动更小,从入职到离职的工作时间延长了16%。在三类快递系统中,国营系统和民营系统快递小哥职业获得方式对其职业流动均具有显著影响,而这与既有研究中“通过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获得工作者比通过正式途径获得工作者更可能换工作”[20]的结论相左。通过访谈资料本文认为,快递小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支持更有利于职业的稳定性有两点原因,一是快递行业目前尚处于快速扩张、高度竞争的时期,低门槛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很难吸引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参与,而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往往是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获得工作的主要方式;二是快递行业目前尚没有建立起合理的人才管理体制和职业晋升渠道,“师傅帮徒弟”的师徒制是快递小哥技能学习和职业发展的主要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不仅能够增加职业发展的稳定性,而且能够提供职业发展资源,促进其在快递行业中的晋升。


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参照群体,没签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的快递小哥,在当前工作岗位上从入职到离职的工作时间更短,缩短了8%,特别是在国营系统和民营系统中,在当前工作岗位上从入职到离职的工作时间分别缩短了88%和22%,并在0.05的水平上显著。


工作量对快递小哥的职业流动也具有显著影响。目前快递小哥平均每月要工作27天,平均每天要工作11个小时,每天平均要派送99件快递,“双十一期间,由于快递太多,有一位快递员为了不在晚间打扰客人们休息,凌晨12点钟就去抢占快递柜,八天只睡了三个小时”。(快递小哥XHS,2018-12-25)过大的工作量和过高的工作强度增加了快递小哥职业流动性。数据分析表明,每月工作天数越多,快递小哥在当前岗位从入职到离职的工作时间越短,并且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最后,从快递行业类型来看,以国营系统为参照群体,民营系统快递小哥和新兴系统快递小哥从入职到离职的工作时间更短,分别缩短了35%和93%,并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数据说明,当前快递行业存在比较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国营系统快递行业劳动力职业发展比较稳定,而民营系统,特别是新兴系统快递小哥职业流动比较大。


五、总结与讨论



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快递(外卖)小哥调查”课题组对北京市范围内快递小哥社会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着重探讨了人力资本、职业获得方式和快递行业分割现象与快递小哥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结果部分支持了目前既有关于流动人口职业流动的研究成果,也基于快递行业特征和快递小哥特性发现了新的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流动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职业流动普遍大于男性,用性别角色专业化的视角来进行解释,即男性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其职业生涯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过于频繁的职业流动会降低其家庭收入的水平。而女性作为承担传统家庭角色的成员,家庭生活和抚育子女是其主要生活需求,当职业发展与家庭所需相冲突时,他们往往牺牲前者而选择后者。而从户籍来看,非农业户籍的快递小哥职业流动普遍大于农业户籍的快递小哥,作为流动人口的农业户籍快递小哥,其需要延长在当前岗位的工作时间以习得城市文化并学习工作技能。


职业流动也根据快递小哥的年龄而表现出差异。80后相比90后和00后的职业流动更小,这是因为行业内的职业流动对于80后这些具有工作经验积累的快递小哥的收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21],但对于90后和00后这些需要工作经验积累的快递小哥的收入存在正向影响,就业流动性增强能够提升收入水平[22]。


婚恋情况和是否生育子女对快递小哥的职业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已婚比未婚的职业流动更小,生育子女的比未生育子女的职业流动更小,这与既有研究中家庭因素对职业发展的稳定效应相一致。


收入水平对快递小哥的职业流动具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则职业流动越小。但是,快递小哥收入水平的提高与繁重的工作量是相关的,工作量对快递小哥的职业流动因此也具有显著影响,即每天工作时间越长,派件数量越多,则职业流动越小。正如课题组在访谈中一名快递小哥所坦言,“我们干这个就是为了挣钱,全年无休,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外面跑,太清闲没法挣钱,忙才有钱赚呀”。(快递小哥FZP,2018-12-15)


在此基础上,本文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个重要发现是,职业获得方式对快递小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不同于既有研究结论,本文发现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支持而获得工作的快递小哥职业流动更小,职业发展更偏稳定。这与快递行业特殊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有关,也与快递行业发展的竞争阶段有关。第二个重要发现是,职业流动存在行业差异,相比国营系统,民营系统和新兴系统快递小哥职业流动更大,快递行业存在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


综而言之,快递小哥作为将居民本地生活需求与全产业链业务进行连接的社区连接器,逐渐成为城市社区生态的基层力量。他们在做好快递工作的同时,也在向城市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19年北京昌平区的快递员即化身“回天”地区的网格员,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新触角。但是,他们的职业发展与城市生活却面临着诸多的困难,“现在当一名外卖员太难了,根本没有钱可赚。现在一单我们只能得五六块,去年和不断增加的工作量使快递小哥在城市中不仅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也使他们过早地忍受着胃病、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痛等“职业病”。职业流动成为他们改善现状的渠道,但是,正如一名快递小哥所说,“其实我觉得我挺适合干销售的,我也想去一家公司好好干啊,从底层做起,认真工作,可是就我这学历,实在是太低了,现在本科生都就业难,有哪家公司会要我这样没有相关工作经验,还只是高中学历的人呢?”(外卖小哥WG,2018-12-22)


人力资本的限制使他们很难找到快递行业之外的工作,由此,快递行业范围之内的职业流动,特别是从传统国营系统和民营系统向新兴系统的职业流动成为快递小哥职业流动的主要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廉思教授“快递(外卖)小哥群体调查”的部分成果]


王艺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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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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