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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歧视对城市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兼论主观经济地位及社会融入程度的调节作用

2019-08-16 21:33:52 作者:周宇香

职业歧视对城市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

——兼论主观经济地位及社会融入程度的调节作用

周宇香

《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8期


摘要:随着快递青年规模的快速增长,其社会公平感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越发重要。本文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快递(外卖)小哥群体调查”的实证数据,研究了职业歧视经历对一线快递从业青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分析发现:经历过职业歧视的快递小哥更可能有社会不公感;虽然主观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融入程度的加深能够降低快递小哥认为社会不公的概率,但这两个因素并无法削弱职业歧视经历对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因而,需要从职业歧视本身出发,降低甚至消除对快递小哥的职业歧视,从而达到提升其社会公平感、防范社会风险的目的。


关键词:快递小哥;职业歧视;社会公平感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商物流与快递行业的跨越式增长和快递青年的规模持续增长,快递小哥的生存状况和价值倾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日益凸显。因此加大对快递小哥群体的研究是准确把握新兴青年群体的动态、进一步做好新时代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手段。其中,对城市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研究尤为重要。快递小哥作为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和互联网时代下的独特群体,其对社会现实公平与否的判断对促进这些乡镇青年平稳落脚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都至关重要。在现实中,我们观察到一线快递从业者多为来自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与城市工人相比,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社会保障等方面皆存在较大差距,且城市身份的缺失导致他们普遍缺乏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及工具,事实上处于社会不平等“天平”的弱势一端。在此背景下分析一线快递从业人员的社会公平感状况及其影响机制有利于发现快递小哥社会不公感的根源所在,进而有助于政府、企业和社会探索提升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缓和社会矛盾、防患社会风险的针对性政策。


较普通的流动人口而言,快递从业青年的职业特性突出,遭受职业歧视现象尤为突出,“渴望被理解和尊重”是目前多数研究报告中快递小哥的核心诉求。虽然快递员这一职业2015年就被作为新的职业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规范,但快递员这一职业体面感与美誉度一直在社会公众语境下处于较低水平,蜂鸟物流发布的《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显示,只有30%左右的“骑手”认为他们得到了外界的基本尊重。职业歧视属于社会歧视的一种,而任何的社会歧视都是“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的成员而对他们施以不公”,遭受社会歧视的快递小哥则可能对政府和社会产生抱怨情绪,长期负面情绪的积压最终可能会造成社会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1]。因此将快递小哥所遭受的职业歧视与其社会公平感建立联系,分析职业歧视对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是从其职业特性出发研究如何提升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防范社会风险的重要内容。


本研究运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快递(外卖)小哥群体调查”的实证数据,在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的基础上,把脉青年快递从业者所遭受的职业歧视及其对社会公平的感知状况,进一步分析职业歧视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及调节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1.社会公平感及其影响因素

社会公平感是人们对整个社会的主观感受和道德价值判断[2],是在个人所拥有的客观条件及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个人对不同领域公平状况的一种直观感受[3]。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加剧,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明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对民众社会公平感的研究也成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其中,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问题的研究较为突出,现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的公平感要低于城市工人,且呈下降趋势[4][5][6][7]。


结构地位决定论、相对剥夺理论、归因理论是目前学界解释社会公平感影响机制的三大主要视角。结构地位决定论源于“理性人”假设,该理论认为个人的公平感由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人越倾向于认为社会公平和维护当前社会的不平等体系[8]。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研究中,李升、王甫勤、时怡雯等人的研究均发现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的公平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9][10][11]。其次,教育也是结构决定论中的重要解释变量,受教育年限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也会随之增加[12],但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公平感并非是完全的线性关系,高中及同等学力的农民工公平感最强,其次是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公平感最弱[13]。龙书芹、风笑天利用2010年的CGSS数据研究发现雇用身份也能解释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不公平感,相对于受雇于他人的新生代农民工,自雇农民工收入公平感要更高[14]。


结构决定论并非在所有社会公平感的研究中有效,如怀默霆在研究中国居民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时发现,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更可能对社会不平等表示不满,其次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也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15]。马磊和刘欣的研究也否定了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城市居民并非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就越倾向于认为收入分配公平[16]。在对结构决定论进行了否定后,学界开始从个人主观心理出发,采用相对剥夺理论对公平感进行解释。相对剥夺理论认为相关参照群体对个体评价自身福祉的影响要大于个体实际地位的影响,进而会导致实际社会地位高的人也能产生相对剥夺感[17]。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局部比较理论”则明确指出参照比较产生了分配不公感,参照比较的范围包括与个体自身的纵向相比、与参照群体的横向比较、个人期望与现实落差等,这种比较是局部比较而非整体范围的比较[18][19]。如李培林、李炜认为因为农民工主要与自身的纵向利益相比,即使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他们也能维持较为积极的公平感[20]。农民工与流入地城市工人在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缩小则有利于其公平感的提升[21][22][23]。


结构决定论和相对剥削理论主要从分配结果着手分析个人所拥有的既得社会地位或社会资源对人们公平感的影响,而归因理论则从分配过程的视角考虑个人对分配过程的认知对其公平感的影响[24]。若个体倾向于将贫富归于内因(个人天赋、教育程度、努力程度等),那其社会公平感则较高,但若个体倾向于将贫富归结于运气、体制等外部因素,则其更可能认为社会不公,这一观点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均得到了验证[25][26]。


除了以上研究视角中涉及的影响因素外,过去的研究中还发现个体层面的性别、年龄、阶层身份、个人经历、职业流动、地区、户籍、社区融入程度、社会参与等因素,宏观层面的文化、制度安排等因素对人们的公平感产生也存在显著影响[27][28][29][30][31][32][33][34[35],在研究时需结合实际对以上因素加以控制。


2.职业歧视与社会公平感

社会歧视是从个人偏见到社会偏见,进而连续发展至行为性歧视和制度性歧视的歧视链,包含态度、行为和制度三个维度[36]。职业歧视属于社会歧视的一种,在本文中指的是个体因其职业所感受到的歧视,这种歧视既包括态度性歧视,也包括行为性歧视和制度性歧视。有研究探讨了不同收入群体的社会歧视经历对其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这一研究将社会歧视进行了细分,并将公平感分为政治公平感与经济公平感,发现:职业歧视、家庭背景歧视、户籍歧视、教育歧视对个体的政治公平感与经济公平感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个体的职业歧视经历与其政治公平感和经济公平感负相关,即遭受过职业歧视的个体更可能表示社会不公,且相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职业歧视经历对中高收入群体的经济公平感影响更大[37]。


职业歧视是一线快递从业人员的核心痛点,在社会经济特征与其他流动人口差异不大的情况下,突出的职业歧视可能会弱化其他影响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因素,因为无论是与城市居民,或者是与其他流动人口相比,快递小哥都能感受因其职业所带来的歧视,从而激发这一群体对社会不公的极端感知。与此同时,快递行业的发展使得这一新兴群体能深入到城市每一个角落,成为城市的毛细血管。同时快递行业的熟人引荐及师徒制又实现了快递小哥之间高度的身份共享和情绪共鸣,职业歧视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会在快递小哥内部引起强烈共鸣并通过其社会网络快速传播,强化这些负面情绪的消极影响,诱发社会风险。因此研究快递小哥所遭受的社会歧视对其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极其重要,根据上述文献综述,可得到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经历过职业歧视的快递小哥更可能认为社会不公。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个体社会公平感的主要因素,若个体认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参照群体相比较低,即使其实际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会感受到一定相对剥削感,从而认为社会不公[38][39]。因此本研究将把快递小哥的收入自评程度作为调节因素来分析职业歧视经历对其社会公平感评价的影响机制。且有研究在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与工作所在地区居民进行经济社会地位上的比较,传统农民工则更注重实际的收入比较[40]。快递小哥中多为80后和90后新生代群体,美团研究院发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出生于1980—1999年的外卖骑手是美团的中坚力量,占比高达82%,因此本研究涉及的相对收入自评是与快递小哥工作所在地区居民的比较。可得以下假设:


假设2:与工作地居民相比,快递小哥的收入水平自评越高,职业歧视经历对其社会公平感的消极影响越弱。


城市社区是大城市中快递小哥生活的重要场域,在城市生活的体验会对流动人口的公平感存在传导效应[41]。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人从社会经济地位比较的角度评价其作为一个“经济人”的成功程度,那社会融入程度则是个体对其在一个社会生活得如何的“社会人”角度进行的评价,因此在城市地区的融入程度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影响[42],流动人口的社区认同度越高、与流入地居民交往越频繁、社区参与程度越高,其公平感越强[43]。因此本研究将把快递小哥的社会融入程度作为调节因素,分析这一变量在职业歧视经历与其社会公平感评价关系中的作用,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3:社会融入程度的加深会弱化职业歧视经历对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消极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快递(外卖)小哥调查”数据,该调查于2018年8月—2019年2月在北京市组织实施,研究对象为16~35岁,全职从事快件揽收、分拣、封发、转运、投送的青年服务人员群体(不包括站长及其他管理人员)。为保证调查样本的典型性和有效性,课题组对快递小哥所在公司按照行业性质进行了区分,按照配送类型分为传统快递业和新兴快递业,两者区别在于后者的即时配送特点,再按照所有制形式分为国营经济体和民营经济体两类。由于新兴经济体中无国营所有制的公司,因此将两个维度合并后将所有快递公司划分为传统国营快递(简称为国营快递)、传统民营快递(简称为民营快递)、新兴民营快递(简称为新兴快递)三类。


调查采用按比例分层抽样的方法,根据北京市快递从业青年在各快递公司的分布比例进行样本抽取,共回收问卷1710份,其中有效问卷1692份,有效回收率98.95%。该调查还选取了样本中典型性较高的62个快递小哥进行了深入访谈。本研究主要以该调查的定量数据为主,定性访谈资料则作为辅助型资料助力洞察的深入。


2.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

(1)因变量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事一线快递业务的16~35岁青年,共有1692份样本。因变量是调查中快递小哥的社会公平感,采用主观测量法,根据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来判断,如果回答“不太公平”和“完全不公平”则判断样本“明显感知到社会不公平”(编码为1),反之则判断为“尚未明显感知到社会不公平”(编码为0),因变量为虚拟变量。


(2)自变量及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为职业歧视经历,根据“过去一年以来,您是否在职业方面遭受过他人歧视?”来判断,该变量为虚拟变量。


调节变量包括主观相对收入自评和社会融入程度两个变量。相对收入自评的参照群体为北京居民,根据“您觉得您的收入在北京处于何种水平?”来判断,答案包括“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五个等级,将“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合并为“低于平均水平”(编码为1),“平均水平”不变(编码为2),“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合并为“高于平均水平”(编码为3),该变量为定序变量。


社会融合的本质是流动人口在心理上对流入地表示认同和在行为上与流入地的互动[44],因此本研究主要从融入意愿和与流入地的心理距离出发测量快递小哥的社会融入程度。主要根据“我喜欢北京”“我关注北京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北京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我觉得北京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北京离不开我”“我为北京发展做了贡献”“我感觉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我的生活习惯与北京市民存在较大差别”“我觉得我已经是北京人了”等题进行操作化,答案从“完全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为五个等级,分别赋值1~5分,这9道题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3,表明题目信度较佳。将这9道题统一量纲后,通过因子分析将这9道题生成一个因子,这一因子可解释原有题目82.43%的变异,该因子即为社会融入指数,值越大表示融入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虚拟变量)、年龄(虚拟变量)、教育程度(定序变量)、出生地(虚拟变量)、户籍(虚拟变量)、公司类型(定类变量)、职业流动经历(定序变量)、社会保障(五险一金,无任何一项社会保障的为“无”,有任一项为“有”,该变量为虚拟变量)。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1:


3.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STATA14.0统计软件,使用logistic回归等统计方法,对上述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并利用访谈资料进行补充,探索职业歧视对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重点分析主观收入自评和社会融入程度在职业歧视与社会公平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四、分析结果

1.职业歧视对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调查中有38.24%的快递小哥表示在过去一年遭受过职业上的歧视,且这种歧视并不因个人快递行业不同而存在差别,即职业歧视无论对传统快递小哥抑或即时送等新兴行业快递小哥是无差别存在的。调查数据还显示,有42.43%快递小哥表示工作的主要难点是“用户不理解,投诉压力大”,这一比例要远高于选择工作难点是“小区不让进,投递难度大”(31.09%)、“交通事故风险较大”(25.77%)、“自行赔付非本人原因造成的损失”(23.88%)等快递小哥的比例。在深访资料中有一位快递小哥表示,“快递行业太累了,倒也不是身体的累,心里累,很多人都太不好说话了。你说现在天这么冷,送快递已经紧赶慢赶了,人家拿到手连个‘谢谢’也没有,还说‘怎么才送过来’,让人觉得挺伤心的”。随着我国快递行业竞争的加剧,快递业已经进入了“微利化”时代,大部分快递企业实施“以价换量”的发展模式,压低快递员的工资导致服务质量变差,客户投诉增多,客户与快递员之间形成了互相抱怨、互相投诉的恶性循环,进而增加了快递小哥的职业歧视。这种职业歧视来自社会各阶层人群,甚至包括与快递小哥同属于服务业的保安、餐馆服务员等,“比如我刚才去买水。今天我穿的便服,如果我穿外卖的衣服,他们很可能不搭理我,或者说很敷衍,这就是歧视。那些把自己生活中的痛苦、压力发泄在外卖小哥上的,说白了,还是因为很多人瞧不起送外卖的,这里面甚至包括很多保安和那些店员”“现在去相亲,当人家听到自己是干快递的,扭头就走了”。社会的歧视也使得快递小哥群体内部对自身职业的负面认识在加深,一位快递小哥在访谈中表示,“我永远也不会告诉我儿子,他爸送过外卖”。


这种职业歧视的经历激发了快递小哥对社会不公的极端感知。有被职业歧视经历的快递小哥认为社会不公平的比例为34.47%,比过去一年没有遭受过职业歧视的快递小哥认为社会不公的比例(25.55%)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且两者存在显著差异。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出生地、社会保障情况、换工作经历、快递行业类别、经济状况自评、社会融入程度等变量的情况下考察职业歧视经历对快递小哥认为社会不公的影响。从模型结果看(见表2),歧视经历与快递小哥的社会不公感呈正相关,通过计算得知没有职业歧视经历的快递小哥认为社会不公的概率为0.26,而经历过职业歧视的快递小哥感到社会不公的概率为0.34,后者要显著高于前者,假设1得到验证。


表2的模型也验证了过去社会公平感研究的结论。受教育程度对快递小哥的社会不公感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和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快递小哥感到社会不公的可能性要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快递小哥,该结论验证了相对剥削理论[45]。认为自身经济状况在北京处于平均水平或高于平均水平的快递小哥感到社会不公的可能性则要低于认为经济状况在北京低于平均水平的快递小哥,这一结论也符合相对剥削论或基于此理论发展而来的局部比较论的观点[46][47]。另外,京籍快递小哥比非京籍快递小哥、出生于县城及以上地区的快递小哥比出生于乡镇的快递小哥有社会不公感的概率更高,这也可以从相对剥削论的角度进行解释。社会保障会降低快递小哥的社会不公感,没有社会保障的快递小哥比有五险一金保障的快递小哥更可能认为社会不公,这一结论与结构决定论相符[48]。总体上而言,相对剥夺理论在解释快递小哥公平感影响因素的过程中比结构决定论更有力。




模型显示社会融入会降低快递小哥对社会不公的感知,这一结论与过去社会融入会提升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研究结论相似[49]。职业的稳定性也会影响快递小哥的社会公平感,模型结果显示职业流动频繁(4次及以上的换工作经历)的快递小哥要比未经历过职业变动的快递小哥更容易有社会不公平感,有研究认为这种频繁的职业流动并未给农民工带来明显的经济改善,从而使得他们与流入地居民进行社会经济地位比较时地位降低,从而导致不公平感[50]。


在性别影响上,女性快递员感到社会不公的概率要明显高于男性快递员,这与已有研究认为“男性农民工的公平感整体上低于女性”这一结论完全相反[51],这与快递行业男性居多,且以男性擅长的体力活为主有关,女性在该行业可能会因性别原因受到更多的不公正待遇,因而感受到的不公平感会更为强烈。年龄、快递行业类型则在该模型中无显著影响。


2.主观经济地位及社会融入程度对职业歧视与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关系调节作用

对于一线快递从业青年而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融入程度加深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保障,缩小与工作所在地居民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上的距离有利于他们社会公平感的提升[52][53][54],这一结论在表2的模型中也得到了验证。那么这两个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平感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否能作用于多数同为流动人口的快递小哥职业歧视对其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过程?本文利用数据进行了验证,通过模型2可知,虽然快递小哥主观收入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其有社会不公感的概率,但快递小哥主观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无法削弱职业歧视对其社会不公感的负面影响,假设2未得到验证。同样,在模型1中我们可观测到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快递小哥越不容易认为社会不公,但模型3显示社会融入程度的提高在职业歧视与快递小哥的社会不公平感的关系中未发挥明显的调节作用,假设3未得到验证。



五、小结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可得到以下结论:职业歧视经历确实会对一线快递从业青年的社会不公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主观经济地位(在北京的经济收入水平自评)和社会融入程度虽然能显著降低快递小哥认为社会不公的概率,但主观经济地位提高或社会融入程度加深并不能作用于职业歧视对快递小哥社会不公感的影响过程,假设2和假设3在本文中并未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对于快递从业青年而言,因职业歧视带来的社会不公平感很难由收入水平的提升及社会融入程度的加深而得到消解,它植根于快递员的职业特性之中,不断给予负反馈与负能量。


虽然主观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融入是影响人们社会公平感的重要变量,从流动人口的角度考虑,这两个变量的提升能够拉近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市民的距离,从而降低流动人口的相对剥夺感,提升社会公平感,但其并无法削弱职业歧视与社会公平感的负向关系。要降低快递小哥因职业歧视带来的社会不公感,还需从职业歧视本身出发进行合理的情绪疏导和政策设计。


首先,应以“看不见的手”抓准“关键场景”,疏解职业歧视给快递小哥带来的负向情绪。可从心理关怀出发,创新创造心理疏解活动,如群团组织与企业合作给快递小哥建立相应的心理咨询室或情绪发泄室,给快递小哥提供合理合法的负面情绪疏解空间和渠道。另外,要善用新兴媒体,一方面是要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和传播正能量信息,引导舆论场中的主旋律,号召全社会对快递小哥多一些理解与关怀,少一些苛刻和不尊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举办短视频大赛、快递故事征集、快递分拣技能大赛等主题活动,以趣味性、高参与度的方式丰富快递小哥群体的业余生活,在活动的传播过程中,讲述快递小哥群体的故事,引发社会更多人的理解与关注。


但最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对快递这一职业的歧视,仍需以“看得见的手”助力快递服务的完善,降低人们对快递小哥的不理解和不尊重。如从社会对快递小哥普遍的偏见着手,如服务态度、配送时间、人员杂乱等,完善管理平台,建立行业管理规范和标准,加大对物流末端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从社会不理解的主要痛点着手解决问题。


快递小哥作为电子商务配送环节的最后一环,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甚至深入农村,为保障消费者快捷的购物体验、促进互联网环境下的网络购物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职业歧视作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存在,必将不利于快递行业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凝聚力的提升,因此需要通过以上途径减少对快递小哥的职业歧视,让快递小哥能在城市工作中真正获得“归属感”与“幸福感”,进而提升快递小哥的社会公平感,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发展。



周宇香: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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