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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发展的困境与变革方向——河北定州的经验

 

现代农业发展的困境与变革方向——河北定州的经验

陆益龙

 

摘要:中国农业发展是否出现类似李约瑟命题提出的农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而农业现代化未发生的悖论现象,这一问题值得考察和探讨。河北定州的经验显示,现代农业在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由政府主导,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推进的路径;二是由市场诱致,农户自发践行的路径。整体来看,发展现代农业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阻力。就基本性质而言,现代农业发展的困境实际是现代农业与农村社会结构的传统特征之间的两难困境,其根源于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因素。要走出这个困境,关键在于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路径选择问题;二是制度创新问题。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需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即能达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目的而不拘形式、灵活多样的路径。在制度创新方面,需要紧紧围绕激励和引导广大农民更容易地获得并使用现代农业科技和市场信息来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这样才能将现代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更好地融合与协调起来。

关键词:现代农业 传统结构 两难困境  制度创新 

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究竟如何更好地发展农业呢?如何进一步提升农业现代水平和生产效率呢?针对这一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由此看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安全是一个基本政策方向,那么在现实经验中,现代农业的发展究竟处于何种形势,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又该如何摆脱困境,对这些问题,还需要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探讨。本文旨在对河北定州发展经验的初步考察基础上,分析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探讨走出现代农业发展困境的可能路径。

一、问题与相关研究及理论观点

在科技史中,有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也就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提出:古代中国有着辉煌的科技成就,为何科学和工业革命未在近代中国发生呢?按照李约瑟命题的逻辑,一些社会史学者针对中国农村与农业发展,提出了相类似的问题。例如,黄宗智在对华北小农经济的历史变迁的考察中,提出尽管农村曾出现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然而小农经济仍走向内卷化,而没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1]那么,经历了经济与社会的快速转型,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的大幅提高,华北地区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处于什么样状况呢?现代农业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是否遇到困境呢?如果说有困境存在,那么这些困境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些问题就是本文试图通过对华北一个地方性经验的一般考察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角度看,农业现代化或现代农业发展不外乎两个根本方面:一是生产力方面,二是生产方式方面。目前,学界政界讨论现代农业发展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在第二个方面,即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关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实际主要涉及的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陈锡文提出农业经营体制创新问题是当前农村改革发展所面临的三大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也就是“地”的问题,其它两个重大问题分别是“粮”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问题,以及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市民问题。[2]针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陈锡文提出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两大问题是将来“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3]至于现代农业发展问题,陈锡文认为我国则迫切需要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需要不断提高耕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需要与工业化、城镇化有机联动,需要构建起一个适合国情、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组织和制度体系。[4]

对新时期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问题,韩俊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农业基础依然较薄弱。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要达到这一目标,重要的是尽快建立起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尤为重要,提高正规金融对农村的覆盖率,引导和推动农村金融由“抽血”向“输血”转变。此外,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非常重要,统筹城乡发展在短期内应作为政策安排优先解决的问题,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相关制度改革已成为迫切需要。[5]

农业现代化也包含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也就是农业经营方式与体制的变迁。张晓山在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的观点,认为创新农业基本经营制度非常重要,稳定与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保障。至于如何推进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创新,一方面要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动摇,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方面,需要处理好稳定与创新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农户家庭经营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为特征的农业基本经营体制需要不断变革和改善。[6]

针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资源禀赋,以及农业就业比重过高、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等特征,蒋和平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理论,该理论包含诸如保障粮食安全与农产品供给、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等的七大实施战略,以及稳定小农与发展大农并举、提高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并重等四大技术路线,其核心的观点就是要分地区、分阶段、分层次推进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7]亦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需要走渐进式现代化道路。

在农业现代化问题上,温铁军等人也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及其制约性,认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农业发展的制约作用会长期存在,这是讨论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基本前提。从世界农业发展经验看,农业经营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大农场农业、小农场农业和小农户农业。如果不顾客观条件推进以大农场规模化的农业现代化,会造成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双重负外部性。中国发展现代农业需要考虑到多功能性和综合价值,需要进一步探寻新的激励和补偿机制。[8]

农业现代化也涉及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创新与变革,孔祥智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制度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职能发挥不够,需要进一步完善。[9]要完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就需要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现代化中发挥作用。从近些年来通过土地流转现实经验来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农业经济组织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新型主体。到2013年底,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总面积的比例超过26%,流转入农户、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土地分别占61.8%18.9%9.7%,其中转入土地的农户演变为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10]由此看来,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的出现,依然要依托于农村家庭,反映出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仍是在相应的社会基础上发生的。

关于农业现代化与经营制度的变迁问题,人们往往会关注三个核心问题:规模经营、分工经济和组织经营,也就是说,人们常将这三者与农业现代化的理想模式联系在一起,即现代化的农业是由大规模的、分工精细的、组织化的生产经营为主的农业。罗必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单纯地推进土地的流转集中与规模经营存在重大的政策缺陷;将家庭经营卷入分工活动,农业规模经济性的获得就可以从土地规模经济转向农业的服务规模经济;家庭经营与经营规模无关,在产权细分与农事活动可分离的前提下家庭经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只要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的主体地位,家庭经营制度就具有不可替代性;“农业共营制”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的重要方向。[11]

在诸多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虽然视角和观点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似乎有一个前提共识:那就是农业需要朝着农业现代化方向发展,亦即发展农业现代化为大势所趋。然而在究竟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等问题上,则并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共识。对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欧美农业发展经验和抽象概念化的知识。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仍需要更多地立足于对微观经验的把握,以及从综合性维度来理解和看待农业现代化。

二、发展现代农业的尝试:定州经验

定州位于华北平原,其农业发展具有华北地区的典型特征,选择定州经验来考察现代农业的发展状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学术研究脉络的追踪和延续;二是局部经验的典型意义。河北定州(定县)曾是乡村建设与农村调查研究的重要实验基地,1929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正式成立“定县实验区”,晏阳初选择翟城村为实验点,倡导和推进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社会学前辈李景汉先生也在这里推进了系列社会调查研究,完成了《定县社会概括调查》,[12]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县域社会调查之先河。继续关注定州(县)社会经济发展经验,既有追踪研究和比较的意义,同时也有传承学术传统的价值。

此外,选择考察河北定州,还因为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定州农村具有华北地区农村的典型特征。剖析具有区域典型意义的个案,可以集中反映一个区域的整体与结构特征。透过定州的农业发展经验,可以看到华北地区农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和典型特征。从区域差异化特征的角度看,华北农村是了解和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定州经验又是华北农村发展经验的一个典型。

农业在定州市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从统计数据来看,2010年定州全市耕地面积为8.7万公顷,乡村劳动力63.4万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85.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180.6亿元的47.5%[13]农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近一半,这一数据反映出农业既是定州的优势,从另一个侧面看,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农业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在新的形势下,定州农业的现代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在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面,定州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走在先列之中,已被命名为国际绿色产业示范区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5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获得了批准建设,这标志着定州现代农业发展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当前的现实情况看,现代农业发展的定州经验可概括为两条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由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推进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二是市场诱致,由农户自发践行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

由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推进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集中体现在政府主导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方面。主要的经验包括:由省科技厅批准设立的省级苗木花卉科技园区,园区规划面积22万亩,主要依托相关农林大学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为农林科技成果的集成和转化提供平台,带动地区苗木产业的更新升级。此外,园区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优质项目建设,建成现代苗木科技示范园区和苗木物流发展中心。省科技厅还批准成立了定州农业科技园区,规模2.5万亩,园区主要有首农规划创新创业服务区和循环农业展示区,德胜农林园区。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是由政府联合农业科研院校,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建设,以展示和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政府主导的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在定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上得以更为突出的体现。20152月,国家科技部批准定州市成立和建设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园区分为核心区和示范区,核心区6.83万亩,示范区89万亩。核心区重点建设和发展循环农业科技园、生态农林科技园和农产品加工物流园。目前园区已有383家企业入驻,规模农民合作社有552家,年产值达80亿元。随着这一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定州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得以大幅提升。

就定州农业发展的现实经验而言,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也存在农户为适应现代生活和市场而自发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现象。农户自发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主要表现为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也在逐步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市场信息等具有现代性的新生产要素,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

自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定州的家庭农业其实也在不断地变迁,农业生产力和现代化水平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逐步提高。这一点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农业总产值从1995年的26.2亿元增长到201085.8亿元,表明农业生产力整体上在不断提高。

从微观经验来看,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定州农业,之所以生产产值得以不断提高,与农户自发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和利用市场机制调整种植结构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初期,定州农村大多数地方以种植粮食为主,由于粮食价格具有刚性,种粮的经济收益相对平稳但较低。为了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种植蔬菜瓜果药材等经济作物,逐渐形成一些地方以种植蔬菜瓜果和药材等经济作物为主的格局。近些年来,城镇化建设和高速铁路和公路建设迅速扩张,对园林绿化需求大幅提高。定州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又开始培育和种植苗木花卉,像大辛庄镇几乎所有农户皆以种植苗木花卉为主,这里也已形成华北苗木生产基地。

在定州农村,家庭经营占主导的格局虽然没有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没有发生任何变迁。实际上,作为市场的主体之一,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并非维持着传统生产方式,而是在一直追求并实施着改变和发展。农户在农业生产中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机械、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现代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和利用市场信息调整生产经营结构,农户的这些行为选择实质上也是在改变农业,推动了农业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

就定州经验而言,现代农业发展主要有两条路径,主要依靠四种力量。由政府主导的路径主要依靠三种力量来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这三种力量分别是政府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和企业的力量,政府在其中起到引导、协调和解决土地问题,科技的力量在其中起到现代农业技术供给与支撑的作用,企业的作用体现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完成生产和产品销售。另一条现代农业发展路径是由社区自发推进的路径,这一路径所依赖的力量是农户自身,即农户为提高经济收益而作出的一些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改变。就发展现状而言,两条路径所推进的现代农业发展都较为有限。

三、传统结构与现代农业的两难困境

尽管定州农业有着较强的优势,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支持和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现代农业的发展程度或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仍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这一状态反映出了现代农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困境,那么,这些困境的实质是什么呢?其根源又是什么呢?

从定州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中,我们看到了两条发展路径,同时也能看出这两条路径都存在着局限,都面临着困境。首先,由政府主导的发展路径,虽然依赖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将政府、科技和企业三种力量综合起来,解决了现代农业发展的三个重要要素——土地、农业科技和资本问题,为农业的企业化生产经营创造了一定条件。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这一发展方式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受到范围和规模的制约,现代农业的发展仍局限于示范园区,其实际效果更多的是展示和示范作用。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和现代企业的进入,如何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能够有机衔接起来。也就是说,现代农业企业怎样才能带动农村地区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的提升,怎样让广大农民普遍受益。

其次,由农户推动的发展路径,主要依赖农户对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通过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所作的改变来推进农业的现代转变与发展。这一路径虽然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推进范围更为广泛,而且也能把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更好地融合起来。但是现实情况是,仅仅依赖农户的一些改变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其力量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在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会受到耕地规模、资金、信息和技术的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单个农户其实难以做到很好地预测市场波动情况和管控市场风险,分散的农户在市场拓展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农户自发地推进农业现代化,那也会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

对现代农业或农业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的认识,可能需要抓住本质,即要把握现代农业发展困境的基本性质。只有从本质上了解种种阻力和困境,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于现代农业,尽管有多种界定和理解,究其本质而言,主要有四个核心的要素:现代农业技术、资本、市场和组织化经营。现代农业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础和支撑,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对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由此来提高农业的产出率。在现代社会,使用现代农业技术一般需要较高的成本,因此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有较大的投资。投资的可持续性主要不取决于农业生产的产出率和产量,而是要看投资的收益率,而收益率就要靠市场行情。要将技术、资本和市场高效地配置好、协调好,现代农业一般需要通过组织化经营来保障这一点。

由于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具备上述四个基本要素或条件,而目前的农村社会结构实际上仍维续着传统性的特征。农村社会结构的传统特征突出体现在:首先,村落社会的自在边界性。村落是由一定人口长期居住生活在稳定地域而形成的一种人口、资源和空间为一体的社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自在性和边界性。村落社会结构的边界性特征,使得村落对外部力量或村外事物的进入有着一定的排斥功能。村落社会结构的边界性的存在,意味着农村社会并不是完全开放的。

其次,农村家庭的分散综合性。在农村社会,每个家庭既是分散独立的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资源占用和社会存在的主体。基于此,农村家庭通常也被称为“小农家庭”。[14]由于农村家庭是一个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与生活单位,所以他们在生产经营上是分散的。与此同时,作为村落共同体的构成分子,农村家庭又具有综合性,也就是说,家庭在农村社会系统的运行中承担着综合性的功能,不同家庭综合于村落社会整体之中,既独立分散,但又难以分割。农村家庭的分散综合性特征意味着农村社会的组织化难度加大,因为每个家庭是一个社会综合体而非独立个体,而且不同家庭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也较个体间更大。

此外,农民的传统性特征。目前,居住生活在农村社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从现实情况看,他们一般受学校教育较少,更少受专门的职业技术培训,在文化心理上更多受传统观念影响。

比较现代农业的基本要素和农村社会结构的传统特征,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相悖的、难以吻合的差异,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四个核心要素的基本特征与农村社会结构所保留的传统特征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立和差别。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阻力和困境,从基本性质上看就是现代农业与农村社会结构之间的两难困境。

现代农业的新型要素与农村社会的传统结构之间的两难困境,在现实经验中体现为:一方面,现代农业的发展难以改变和取代仍保留和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由于仍有传统结构的存在,又难以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要素供给。现代农业与传统结构之间的这种两难困境,既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项基本国情。无论在定州,还是在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不可能剥离农村社会发展而孤立地发展现代农业,这既不现实也难以推行,农业的发展仍要依托于农村社会并要与农村社会基础相一致。

在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或农业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仍难以改变和取代农村社会结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结构依然很庞大,仍承载着规模很大的人口与劳动力,而且还承担着种种社会功能。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现代农业可以依靠大资本、大企业去推进规模化的生产经营,那是因为他们在工业化之后完成了城镇化,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已基本向城镇聚集,这样农业的现代化不需要考虑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兼容问题。而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则涉及到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协调和同步。解决现代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兼容和协调问题,就是一个难题。

从当前农村社会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主要依靠农户自身的力量,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那又是一个难题。因为广大农户属于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在经济实力上大多处于劣势,他们投入现代农业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大多数农户出于生计安全的考虑,不愿冒很大风险加大对发展现代农业的投资。相对而言,多数农户更愿意接受和使用相对安全、实用的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

现代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有两种根源:一是结构性因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后发的、跨越式的变迁过程,社会结构中有诸多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需求,农村社会及充裕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和维续,意味着社会对现代化的农业的需求并不强烈。而且,在仍保留传统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中,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也很难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二是制度性因素。现代农业的发展或农业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就是制度变迁。[15]就中国农村发展的制度背景而言,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等制度安排,对维持和稳定农业生产的常态与大局有着积极功能,而对促进结构变迁和新的发展方面,其中的一些制度安排可能难以发挥激励作用,甚至可能起到阻力作用。[16]目前,现代农业发展的困境,某种意义上也是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所面对的困境。

四、走出困境的变革路径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大潮中,农业要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是大势所趋。就中国国情而言,现代农业基础较薄弱,人多地少,且区域差异很大。如何走出现代农业发展的困境,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呢?

尽管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地区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四化”的同步并非易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难题是不能破解的。如果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并非遥不可及。

突破现代农业的发展困境,关键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路径选择问题;二是制度创新问题。

路径选择问题实际就是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跳出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倡导的“改造传统农业”的框框,[17]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现代社会的农业发展问题不只是改造传统农业,而是要推动传统的发展,这个过程虽包含着改变乃至改造,但改造不是目标更不是本质。

“中国特色”并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而是真实的、现实的“中国经验”。正如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那样,改革开放前,工业化主要选择在城市集中推进,并且强调赶超发达国家,然而结果并不理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逐渐走出了一条乡村工业化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的“中国奇迹”,而且让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实现了工业化水平的质的飞跃。所以,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鉴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经验,不宜模仿发达国家那种依靠大资本、大企业和大规模的组织化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而是要根据国情,因地制宜地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所谓“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针对发达工业化国家农业现代化的一般经验而言的,主要是指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而推进的内涵深化型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内涵深化型发展道路就是注重达到两个实质性目标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一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二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简单地说,就是要促进农业既要增产,又要增收。增产是指在城镇化、工业化的背景下通过效率的提高来保障产量和产值的不断增长,增收是指通过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实现农业的增产和农民的增收目标,方式方法可以是灵活多样的,而不只是一种模式。基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发展现代农业并不一定非要追求高尖端的农业科技和大规模的生产经营,如果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更广泛更普遍的农民更容易地获得并使用实用的、有实效的现代农业技术和其它新要素,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样会对农业保持增产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此外,通过引导和支持,调动农村社区的创新活力,充分利用农业的多功能性,以及向广大农民提供有效市场信息,也能帮助广大农民实现增收的目标。因此,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为达到实质性和实效性的目标,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让农业与农村社会实现协同发展。

破解现代农业发展困境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制度创新问题。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安排通过向社会提供行动选择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在农业发展中,制度和政策安排对农业技术的产出、推广和应用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因而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之于农业发展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18]

目前,制约中国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因素依然较为明显,而且一些制度具有基础性和整体框架性,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制度创新是从建设性的角度寻求对约束发展的制度因素加以突破和变通,以达到促进发展的实质性目标。

例如,二元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并影响着农村与农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这些制度安排可以说是绕不过去的制度因素。即便在这些制度的基本框架仍然维续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通过局部性的、变通性的制度创新,构建灵活的、新型的体制机制,突破现有制度和结构对发展构成的负面的约束作用。具体来说,通过深化社会治理体制和区域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突破行政区域壁垒和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建立起沟通城市与乡村、联系区域内与外,同步推进、梯次发展的体制与机制。突破区域隔离、城乡二元壁垒的制约,首先需要区域内各独立行政辖区拆除区域界限,确立一体化协同发展理念,从体制机制入手,推进区域一体、城乡一体的联动发展机制,构建区域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体制机制改革,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间资源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由此为农业现代化发展逐步奠定有利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

其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等现有制度,在维持农村与农业发展的大局稳定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农村土地和农业经营方面不需要制度创新,因为土地所有制不完全等同于产权制度,农业家庭经营制度也不排斥企业和合作化经营方式。因此,要摆脱现代农业与农村社会结构传统特征之间的两难困境,同样需要在土地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方面推动创新和变迁,如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等产权的进一步明晰,以及权责、权能和权效的细分以及范围的明确,建立高效率农业生产经营的激励机制等创新措施,将会引导和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和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对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此外,针对当前现代农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在农业投资管理体制方面,也有较大的改革和创新空间。农业投资管理体制关系到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补贴、金融扶持、农业保险、农产品市场体系等诸多方面,政府需要创新政策和工作方法,提高政策规划和制度安排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加大对现代农业发展特别是对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扶持、补贴的力度。

五、余论

在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保障粮食生产与供给安全有着重要战略意义,“中国人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因此,农业的发展仍处于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

河北定州农业发展的经验反映出,尽管政府努力通过政策规划和园区建设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广大农户也在积极地响应市场需求,尽可能使用现代农业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整体上依然呈现出现代农业与传统结构之间存在着难以统一和融合的困境。现代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困境,并不意味着现代农业没有得到发展,农业现代化也不是停步不前。无论从农业的生产效率还是从社会效益来看,定州的农业都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进步。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不宜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宜套用他们的高科技、大规模、企业化的模式。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优势在于立足国情,注重实用和实效而不是形式。只要能促进农业的增产和农民的增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选择何种方式都是有效的。即便传统的生产方式,如果在现代社会中创新经营方式,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也能达到农民增收的目标。所以,传统与现代农业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一种变迁与发展的过程。

发展现代农业,不能脱离农村社会基础。即便农村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条件还达不到推动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要求,也不宜操之过急,孤立地推进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建设将是一个渐进过程,会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变迁逐步完成。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兼容和协调同步非常重要,只有让农村社会和广大农民得到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有实质性的价值和意义。

走出现代农业发展的困境,关键在于让现代农业走下“高大上”的“神坛”,走向普通农民,走进农村千家万户。现代农业虽需要高科技、大资本、大企业来支撑和推动,但在农村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广大农民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并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来发展现代农业。唯有广大农村和农民参与到发展现代农业的行列,现代农业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也才具有实际意义。所以,旨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各项改革和创新,都要紧紧围绕着如何引导和鼓励广大农民更容易地获得并使用现代农业科技和市场信息来开展农业生产经营。

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15XNLG04)。

作者,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1]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陈锡文:《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1期。

[3] 陈锡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刻不容缓》,《求是》2013年第22期。

[4] 陈锡文:《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几个问题》,《改革》2012年第10期。

[5] 韩俊:《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11期。

[6] 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7]蒋和平:《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经济学家》2009年第10期。

[8]温铁军等:《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政策导向: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10期。

[9]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4期。

[10]孔祥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地位和顶层设计》,《改革》2014年第5期。

[11]罗必良:《产权强度、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第74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括调查》,第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 定州统计局:《定州统计年鉴:2010年》(非公开出版物)。

[14]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2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15]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第66页,上海: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6]陆益龙:《制度、市场与中国农村发展》,第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7]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第1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8]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1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