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版 移动版
注册
登录
投稿
当前位置:首页>>社会学评议>>社会热点议题

社会热点议题

我在魔都“贫民窟”的蜗居岁月

2017-12-26 01:20:21 作者:吴晓刚

我在魔都贫民窟的蜗居岁月

吴晓刚 

 

来源:吴晓刚教授公众号“启社2017”

 

上个月北京市大兴区城乡结合部的一场大火,造成多人死伤。随后政府的安全整治行动,使得关于某端的人口,成了网络上瞬间遭秒杀的敏感词。地方党报最近撰文称,整治行动针对特定地区而非特定人群。然而,在一个城市里,特定的人群住在特定的地区,似乎已经是一个几乎不需要怀疑争辩的事实。城市社会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居住隔离。由此还引出了关于贫民窟,以及各国政府如何解决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讨论。在谈到中国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农民工聚居区时,许多人通常用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来作对比和警示。

我最近几年,开始了一些新的研究题目,对城市化和城市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与自己过去的一段生活经历有关。我1996年去国赴美,至今已21年了。2003年后来港工作,虽然可以经常回去,但每次呆的时间都不长。很多老地方没有时间重游,很多老朋友没有机会重逢。今年9月以后,应邀在上海纽约大学担任社会学访问教授,以散淡的心情,一个人重游了不少故地。魔都21年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但也有时光停滞的地方。离灯火辉煌的外滩仅10分钟的步行距离,有一处肮脏、杂乱的城市的贫民区 竟然还在,或者只能说更加衰败。我在这里蜗居过两年。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这个城市社会的底层。

对于一个异乡人,这里是我20多年前到达这个东方大都市的第一站。我当时虽然已经拥有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文凭,也找到了听起来不错的工作,单位却连宿舍也不提供,自己的低工资又租不起市面上的房子。后来,找到一个亲戚,大我六、七岁,从小带我一起玩过,后来顶替接班到上海,在菜场卖菜。他当时单身,答应我可以免费同住。我在北京求学7年积攒的几箱书,在那个局促的地方找到了可以暂时安放的一角。

这是一个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破败且拥挤,据说一个院子里住着17户人家,但我从来没有认全过。我们的房间在二楼正南,光线通风尚可。上楼要经过一段狭长黑暗的楼梯走道,厨房则是在外面天台上搭出来的公共空间。没有卫生间,夏天洗浴就在自来水龙头上冲一下。厕所也没有,最近的要走到小东门外十六铺高桥路(已拆迁),但晚上8点就关门。万一深夜内急,就只能在小巷的角落解决,不然就得走到外滩金陵路轮渡码头这样高大上的地方去办事。

我后来到了西方,学习社会学,专攻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所读的关于美国社会研究的许多文献,从空间的视角关注城市社会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研究居住街区(neighborhood)对诸如健康、贫困、吸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影响。这些研究,大多可以与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联系在一起。这一学派,兴起于约100年前,以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崛起的芝加哥为观察试验室,将社会生态学的分析引入现代城市社会的研究之中,以邻里街区(neighborhood)为基础,把形形色色的社会行为置于特定的空间背景来理解。今天,我国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经常使用的社区这个名词,其实就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二十年代来中国燕京大学讲学的时候,介绍进来的一个新概念。今天,当我国的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放言要打造富人区、清理某端人口时,有着百年历史的社会生态学的智慧,看来似乎并不过时。 

城市是什么?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数量众多、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所构成的人类社会。每一个人在城市空间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角。没有低端社区的城市,不是真实的城市。黑人、外来移民、穷人通常会集中居住在所谓的贫民窟 这里,失业、贫困、吸毒、犯罪、未婚生子等等,相互交织,不断跨代复制,是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表象。没有这些城市化带来的现实社会问题的召唤,就没有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然而社会学家的研究,总不能老是翻炒以前的社会学家想过什么、写过什么吧?

城市贫民窟何以成为问题?社会学家说是因为居住空间的隔离,个人关系、自愿团体和地方机构的式微,使得社会化和社会控制必需的基础设施缺乏所致。如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威尔逊(Julius Wilson)的名著《真正的弱者》(The Truly Disadvantaged)所描述的那样,贫困、失业往往集中在内城,而那里正是低收入少数族裔(黑人)的聚居区。而麦西和登腾(Doug Massey & Nancy Denton)的另外一本名著《美国的种族隔离》(American Apartheid),更关注种族居住隔离的社会后果。一个人在贫民窟出生和成长,有很大的可能受到邻里和同辈群体的(不良)影响。这样的社区,有人说是因为缺乏社会资本的缘故,对好的行为不加鼓励和嘉许,对坏的行为不予谴责和阻止。种族居住隔离,是多数黑人无法逃避的结构限制。留下来的,是绝望的世代相传和相互影响的负能量。古时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居,则至少说明孟家还有选择的机会。

可是,城市贫民窟也未必成为问题。另一位芝加哥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科尔曼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教育社会学,他虽然没有专门研究社区和居住隔离,但他关于社会资本与教育的研究,却也有助于我们从另外的角度理解邻里街区的作用。他发现,家长间的互动和相互照应,比如住得比较近的邻居轮流接送小孩,互相督促孩子课后完成作业,对提高小孩的学习成绩,降低辍学率,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说的似乎可能更像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社区,却无心插柳,揭示了社区的守望相助的内在的、本质的含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即便在美国,也不乏这种空间聚居正向效应的例子。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发现,族群飞地”(ethnic enclave),如早期华人聚集的唐人街,为初到异国他乡、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移民,提供了庇护场所,帮助他们逐步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来自于共同种族背景而形成的社会纽带,即所谓的社会资本 对越是弱势的群体,作用越是重要。在那里,他们能找到便宜的栖身之地,有人帮忙介绍工作和生意,可以找老乡以解在异乡生活的寂寞之苦。

我在美国洛杉矶、底特律生活的时候,没有机会实地了解过那里的贫民窟。偶尔路过,也都是急闪快行。不过,在教室里、书本上,读到邻里效应时,常常浮现在脑海里的是我在上海老城厢贫民窟的蜗居生活。那时,居民大多还有工作,虽然所从事的职业多不太体面,但常见不到懒惰和游手好闲。人与人的关系,虽不如乡土社会那么亲近,但也算熟悉。人与人在局促的空间里,也各自守着本分,似乎不记得有什么冲突。我为出国准备材料,借了打字机,经常敲到深夜,一定是影响隔壁邻居休息的。他们最多不过第二天见面时问一句,昨天又搞得那么晚?。我不用担心邻居投诉。

我后来作为美国教育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Spencer Fellow,参加在华盛顿的一次聚会时,遇到过一位NAEd的院士。他说起他参观过的上海中小学时,赞不绝口。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与他研究过的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学校不一样,他参观的那个学校似乎位于一个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社区(我猜是当时的南市区),但是学生的精神面貌非常好,学习热情也非常高,与他对邻里效应的过往印象大相径庭。我记得当时我的回答是,中国的贫民窟(他称为slumghetto),也许不一样呢。

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国内的人口迁移发生很大的变化,数量庞大的人口向大都市地区迅速聚集。例如,从1990年到2015年,深圳的常住人口从180多万增加到1100多万;上海的常住人口从1400多万增加到2400多万。增量主要来自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口。他们不少来自共同的地方,从事的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工作。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深圳的外来人口可以分为四大族群:省内的客家人、潮汕人,省外的湖南人和湖北人。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中湖南人近120万,湖北人80多万, 还不算已取得户籍但原籍来自这两个省份的。上海更加离谱,来自安徽的外来人口近270万,占外来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来自江苏和河南的,一共也有260万人。以中国之大,上海一半以上的外来人口竟都来自安徽、江苏和河南三省。光是来自安徽一个地级市阜阳的,据统计就有58万之众。

这些众多的移民,在大城市,住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过得又怎样?我们的实地观察和数据分析显示,他们集中在城中村、老旧社区和或城郊结合部,并以来源地为基础聚居,甚至工作也是如此。这里有经济的因素(便宜), 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初来乍到,靠的是老乡的介绍和社会网络,从事的职业和行业也比较接近。如深圳的客家人集中在龙岗区的布吉街道,潮州人则集中在福田区的福田、园岭、华富等街道。上海的安徽人在松江也非常集中,甚至有人戏称松江区的九亭街道为安徽省九亭市。我和博士生曾东林关于深圳的研究发现,那些住在老乡集中区域的移民,更有可能从事自雇和老乡比较集中的职业和行业,也比一般外来移民,更具收入上的优势,对低教育、收入较低的群体,更是如此。大城市边缘,那些看似卑微、逆来顺受的外来人口集中的社区,地方是老了点,旧了点,脏了点,你可以给它贴上贫民窟的标签。但是,正如网上最近的一个评论说,在那里,你看不到西方贫民窟常见的一众社会问题,而有的是吃苦耐劳、工作努力的精神,以及人们愿意为未来的美好生活打拼和付出的勇气。这些终日辛劳的人们,是我们生活的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 

这些异乡人的涌入,是否一定给基层社区治理带来挑战?哈佛大学教授桑普森(Sampson)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了社区集体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这个概念,它包括社会凝聚力和非正式控制两个方面。我们在刚刚完成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简称SUNS)中借用了这个概念,用了一个简化版的社区凝聚力量表,即问被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两个说法:住在这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我可以信任住在这个社区里的人;还有两道题目测量社区的非正式控制,即问被访者,如果看到有孩子在墙上乱涂乱画有孩子在路边打架,会不会去阻止。我与香港科大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缪佳博士的初步分析发现,社区外来人口比例与社区的凝聚力、效能感是没有关系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社区凝聚力反而更强。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李骏副研究员在分析调查的60个上海中心城区的社区时发现,非沪籍人口移民达到一定的比例,反而有利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这些发现,与西方社会的发现,是完全相反的。这些发现至少说明,移民真的没有给当地社会带来很多麻烦,与西方社会的经验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发现,是否与聚居模式有关,值得进一步探讨,也值得比较社会学者、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研究者和城市社会管理部门的深思。

201710月的一个傍晚,我下班之后,随便走一走,又推开了那个院子的大门。亲戚已经搬走,二楼房间的灯依旧亮着。我想,住在里面的一定也是一个异乡人,应该也是一个某端的外来人口。查看数据,这里确实成了中心城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的社区。或许,这里,也是TA到魔都为未来奋斗的第一站,虽然拥挤了一点,凌乱了一些。时光在这里停滞了21年,但不会永远停滞。据新闻称,这个街区不久将会被拆迁 ……

责编:ylc

0
热门文章HOT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