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

——对SM社区的个案研究

锃、史心怡[1]

摘要:在现有的社区治理框架中,城市基层治理如何实现真正的公众参与多元主体的共治,从而促进社会建设?SM社区近些年来的垃圾分类回收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治理过程,呈现出社区工作的一系列运作机制,从而实践了在基层政府引导下,社区多元主体自主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有效促进公众参与和社区建设的有益探索。M社区在公共事务中的治理经验无疑是实现社区治理转型上的一大创新。该案例研究显示,在社区治理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并形成居委会与社会组织的有效联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社区工作;社区治理;公共性;垃圾分类回收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社会注重生活环境的改善与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社区治理领域,集中体现在如何分类回收社区垃圾的问题上。在这一公共事务中,公众理念以及他们对此事务的参与程度,是考量社区公共性的重要指标。在一些发达国家,垃圾分类回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并已有效融入社区教育之中,使得各家各户能够自发自觉分类日常生活垃圾、报废粗大垃圾,儿童也从小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因此社区的垃圾处理形成了一系列自觉、高效、合理的治理模式。反观我国,对垃圾分类通常采用混合式的收集方法,把性质不同的垃圾先混合在一起,不得不在终端进行费时费力的再分类。如何推进科学的垃圾分类与回收?这是一个看似低端实质高端,看似简单却又综合复杂的社会过程,需要漫长实践摸索和经验积累。面对这一过程,在现有的基层社区治理中导入社区工作、引入社会组织将会发生怎样变化,并带来怎样的效果,是本文着重探讨的主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M社区,是S市的一个典型的社区,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周边商业、社会服务配套齐全。该社区居民大多经济条件一般。基于访谈、参与观察和文献法,通过对该社区工作的研究,笔者详细考察了M社区所开展的社区活动,对这些活动的领导者、参与者都有了深入了解,并对该社区工作的独特运作模式展开了分析。这有助于让我们观察到社区工作的落实过程,并促使我们反思在社区建设公共性的可能路径。作为该市中心城区的一个典型社区,其所开展的社区工作对于中国城市的同类社区而言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长远来看,类似经验对我国城市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共性构建都具有推广性和启发性。

二、研究方法与分析视角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是对M社区围绕垃圾分类的主要人物、事件、社会集团,及其事情的发展过程进行的深入考察。同时,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公共性视角,试图讨论中国传统方式处理社区事务的局限性。由于研究重点在社区,笔者也使用了参与观察法,对该社区进行多次走访,参与社区举办的相关活动,对社区活动有了深入参与,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基于社区“公共性”建设的理论视角讨论中国传统社区的公共性,就必须关注“差序格局”。[2]“差序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意义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因关系的远近不同而有差异的行为互动模式。因此,以个体为中心,存在着一个与该个体由亲密到疏远而渐次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向我们所昭示的是中国社会的“卡里斯玛”性质。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是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的,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和取决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3]

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单位制逐渐解体,继而通过社区化的方式来管理居民。作为特大都市的S市,外来人口不断涌入,本地居民则日益老龄化。单靠原有“差序格局”特质,通过自上而下模式已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致使社区管理者疲于应付,工作缺乏活力。社区治理过程中却不断遇到新问题。社区居民表现出对居委管理人员不够信任,社区活动难以开展。与这一现状相反,政府对于社区建设则十分重视,试图通过各种措施,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但落实到具体社区时,许多社区成员都对社区事务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干脆将社区建设看作是一项与自身毫无关系的政府行为(孙立平,2001)。[4]

基于研究问题,本文考察具体的社区工作经验,并探讨通过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如何实现公共性的问题。现代社会理论研究揭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实现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5]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即是基于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同时又需要超越仅仅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人的基本权益,体现出一种非个体性的、与群体共同生活的密切关系。“公共性”的核心特征因此可概括为“参与”、“多样性”、“说服”和“共性”,其基本特征涉及公共性的目的和价值取向、涉及参与者以及参与程序。[6]

同时,本文关注在本土顺利开展社区工作的条件和基本要素。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是近年来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课题。[7]作为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社区工作指的是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加强社区的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经济、文化及环境等方面的发展,不断提高公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建设现代城市的新型社区生活。本文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围绕垃圾分类回收这一公共事务,社区工作具体是如何得以开展的。

三、M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的过程分析

(一)“绿主妇”的诞生背景

M社区属于S市徐汇区的典型小型社区,隶属于L街道,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M社区的建造是由于市中心城区改造而来,是以动迁安置为主的老小区,配套设施也相当成熟,为典型的“配套公建”小区。经过20多年的建设,M社区的生活设施已非常完备。该社区居民大多从市中心搬迁而来,原先的住房条件差,收入水平不高;社区居住人员来源多元,导致居民诉求多样化,在社区事务处理过程中往往出现许多矛盾。

同时,随着S市的都市发展,除了原有居民老龄人口比例迅速增加之外,外来人口不断涌入,M社区也面临着房屋出租户增多,社区成员结构复杂。总的来看,M社区所具有的特点有:楼房多、老人多、房型多、困难人群多、房屋出租多。小区成员结构复杂,居民各种陋习难除。M社区还存在着一些旧式小区的普遍问题,例如公共服务设施不足,不容易形成社区文化,社区公共事务难以治理。在“垃圾分类”相关的公共事务展开之前,该社区的户外垃圾堆积成山,夏天时恶臭阵阵,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品质。这样的环境如何治理一直以来就是一大难题。

从管理架构来看,M社区与一般城市社区都很相似,由街道下辖的居委会主要承担管理工作。M社区的居委会采用“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居民区党总支、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民警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居委会管理方式主要采取分工联系制。按照政府对社区管理的基本要求,各主体分别承担工作职能,同时进行分片管理、化整为零,实行包干负责。不过,居委干部人员少,工作繁重,居委会事实上并没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公共性任务,更不可能完全由居委会自身来做所有的工作。过去,居委会在动员和组织居民时,可依靠法定职能和行政手段,而仅靠这些力量早已不能充分发动社区居民了(李友梅,2002)。[8]

(二)源自社区学校的环保项目

M社区曾经环境堪忧。居民们一边习惯性的乱扔垃圾,一边却在脏乱的环境中抱怨。然而,大家依然期待生活在整洁干净的社区中。尽管长期以来有居民提倡环保,但缺乏持续行动的呐喊,效果不大。而随着近年外来人口的增加,这一方面的治理则更为困难了。

居委会一直试图增强社区居民自律意识和自觉行动,但苦于人手不足,也没有开展有助于改变居民行为方式的社区活动。2009年,在“迎世博600天行动”中,M社区借机进行了社区综合改造,使社区硬件环境的面貌焕然一新。“世博会”后,为了保持环境整洁、生态和谐的面貌,坐落在该社区中的社区学校主要负责人Y老师决定倡导并开展实施一项“L生态家”的项目。为了增强社区推广中实际操作上的指导能力,Y老师引介了一直志愿从事环保工作的“环保达人”——J老师参加。M社区的垃圾分类回收与推广之路就此开始了。

(三)“绿主妇”的诞生与发展

M社区的垃圾分类回收工作的开展之所以能快速进展,离不开在M社区成立的社会组织“绿主妇”所发挥的功能。这一组织成为参与、推动整个社区某方面治理的重要力量。通过一系列的访谈及相关资料搜集,可勾勒出“绿主妇”的诞生与发展历程。

“绿主妇”的成立与M社区的居委会、社区学校都密切相关。一是居委会一直试图改变社区居民的环保观念。在此之前,M社区曾经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社区环境不佳,直接影响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导致社区活动也无人问津。诸多居民认为居委会不作为,对居委会工作并不满意。2009年,M社区进行了综合改造,硬件状况有所改善。不过,改造之后,居委会S书记也表达了和Y老师类似的担忧:“光靠政府改变得了基础设施等硬件配置,但如果居民的意识、行为方式不改变,辛苦改造的硬件环境不久之后又会遭到破坏。”为此,居委会开始考虑如何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来有效维护良好的社区环境。

此时,“世博会”刚结束,各种环保理念和实践经验密集涌进了S市。在Y老师主持下,社区学校已率先趁热打铁,开展起“L生态家”项目。此项目活动旨在打造一个“低碳创新屋”,为社区居民了解和体验低碳生活提供一个科学普及和社会教育的公共空间。该项目作为社区家庭环保节能示范性工程,起初就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在项目实施期间,Y老师借机向也居委会推荐了“环保达人”J老师。J老师对环保事业有极高的热情,也做了许多低碳环保、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的工作,但始终没能实现在社区推广的梦想。获得M社区居委会的支持使她重新点燃了希望。J老师所提出的低碳环保行动并不需要花费重金,一开始只是将塑料和利乐包装、饮料盒、易拉罐等加以回收,居民只要把分类收集起来的塑料垃圾等送到社区指定地点即可。于是,在居委会的协助下,直接从该社区招募了8名社区服务的志愿者,志愿者们在J老师的带领下成立起了一个“绿主妇,我当家”为主题的低碳环保行动小组,以回收“利乐包”为主题的垃圾分类减量活动由此展开。

志愿者队伍起初从参与治理社区环境开始,有组织、高效率的活动对维护环境整洁起到了极大作用,使“绿主妇”在M社区中很快树立起良好的形象,也让更多有志于服务社区居民逐渐聚集到“绿主妇”的周围,有了用武之地。当面对小区中许多长期遗留问题需要解决时,社区居民们也开始转而求助于这些“绿主妇”们。因此,在社区居民的自发推动之下,2011712日,M社区正式成立了“绿主妇”议事会。该议事会起初就接受居委会党组织和居委会的监督管理和指导,同时进驻居委会所提供的专门工作室。议事会除了“绿主妇”的8位骨干成员外,也有居委会、业委会以及物业的骨干人员。议事会的成员成为M社区管理的实际参与者和推动者。议事会核心成员都来自社区居民。他们日常生活中就和其他居民共同生活,容易得到居民们的信赖,在和居民们的默契交流中,也易擦起创新的火花,形成对社区治理的新点子。随着“绿主妇”的工作逐步开展,所在街道办事处也开始注意到M社区的变化。20127月由L街道作为管理单位,正式在该区社团管理局注册成立“L街道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绿主妇”从此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参与M社区治理的一个主体。

(四)“绿主妇”议事会的运作机制

在“绿主妇”组织的成立和运作过程中,有3位核心人物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3位成员所处的角色和能力确保了这一组织能够发挥出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首先是“绿主妇”的理事长,即M社区居委会的S书记。她曾在多个社区担任过居委书记,为了改变当时M社区状况,街道将她调任到该社区。到M社区后,S书记已风风火火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在社区居民中评价颇高。通过了解J老师的环保公益方案,S书记清楚看到开展这些活动并不需要担心资金问题,只需发动居民参与,并且在初期,还可根据其影响力在社区内帮助物色“绿主妇”的小组成员。这些有利条件都使得她有足够的信心来推动这项活动。

还有一位是“绿主妇”的副理事长J老师。作为环保达人,在来M社区之前,她已经做环保工作十几年了,掌握了先进的环保理念并有着付诸实践的行动力。“绿主妇”的名字就是她提议的。在这一意义上,她才是“绿主妇”真正的创始人。在以往的社区环保推进工作中,她未能得到支持,甚至被视为另类,但她始终坚持,一有机会就宣传环保理念。她对环保的坚持和热情正是S书记赞同请她指导M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回收的一大原因。而J老师在长期环保活动中也已在环保领域建立起一定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绿主妇”注册成为社会组织后,在她的努力下马上获得了两个公益项目,有了进一步开展活动的资金。她还联系并促成了“绿主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联系与合作,使“绿主妇”在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中,进一步走向专业化。


1:社区内各治理主体间的协助关系图示(笔者自制)

“绿主妇”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成员,担任该组织的另一位副理事长——Y老师。Y也在社区学校工作,是该校的主要负责人。Y老师原本是一名中学生物教师,植物学知识非常丰富,对环保事业也很有兴趣。正是那份对环保的热情,使她结识了J老师,并主动将J引荐到M社区。同时,Y老师所管辖的社区学校正好可以为一系列环保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展示平台。另一方面,Y老师为人诚恳热情,也善于和各类部门沟通,拥有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她的自我评价是:“我在其中就像是润滑剂,协调着方方面面的关系。”

“绿主妇”组织的运作机制中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绿主妇”议事会以垃圾分类回收为主题展开的活动,改变了原有的社区治理状况。“垃圾分类”仅仅依靠绿主妇的成员是远远做不到的,更需要社区居民的全方位参与。绿主妇的行动策略是尽可能在社区的各类团体活动中镶嵌入“环保”的要素,促进环保理念的普及。一方面,“绿主妇”非常重视和社区内开办“老年读报小组”、“合唱队”等的交流,通过相互交流,积极普及垃圾分类回收、垃圾减量的知识。另一方面,“绿主妇”设立了创意工作室,并组建了低碳环保宣传队、垃圾减量活动特别小组。创意工作室负责生产环保创意作品、收集社情民意,策划如何推进社区的环保服务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相互协调、同时推进,该组织一边发挥主体性,开展低碳环保活动,另一边则以社区居民为主,倾听他们在垃圾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并及时反馈,尝试合理有效地解决问题。每月的12日,议事会定期召开会议,总结上一阶段的工作进展,讨论下一阶段的服务方案,具体的工作则由议事会成员分头落实。

“绿主妇”组织在逐步开展一次次的垃圾分类回收活动中,积累经验,并不断满足居民的环保需求,尝试推广新项目。例如,“家庭一平米小菜园”就是受到居民欢迎的课程项目。该项目的特点被总结为“四个一”。一是“一门开放、多元化的种植体验课程”,包括蔬菜种植、观察,插花课程,蔬菜烹饪课程、分享会等等。课程的设置并不像传统的社区教育,安排在社区学校的教室里,而是通过社区学校提供生态园区,居委会也提供了一块种植基地来搭建新的公共空间。二是创建“一个学习共同体”。总共有累计近300户的居民参与到这一项目中。第一批种植小组由10户人家组成,2位志愿者担任组长,形成种植蔬果的自助小组。三是撰写“一份日记”。居民体验种植过程,用文字、照片、手绘等方式来记录植物生长中的感悟。四是完成“一次成果共享”。在社区学校,学员们的种植成果、种植的日记予以展出,并由评委评出“种植能手”。绿主妇开展蔬菜烹饪、味道品尝会,让居民们共同感受种植的乐趣,共同分享收获的喜悦。该项目贴近生活、增加生活情趣,一开始就受到社区多数居民的欢迎,争当社区志愿者。该项目实施的具体环节和实务管理几乎全是社区志愿者们来担任。这一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很好地动员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使得“垃圾分类回收”在各自家庭中也能得以顺利实施。

上述社区活动的日常运作,“绿主妇”都通过寻求公益项目的支持得以展开。一方面,“绿主妇”申请了“绿创家”垃圾减量项目。垃圾减量项目提供一个社区一年1000元的活动经费。“绿主妇”组织和周边其他7个小区联合,通过“1+7”方式,获得了8000元的项目运作资金。这个项目通过回收“利乐包”等可回收的垃圾资源,并使用“零废弃回收卡”来记录每位居民的回收量,对回收者给予一定的激励。同时,“家庭一平米小菜园”项目则是S市妇联资助的。“绿主妇”为该项目申请了4万元的小额资金资助。由于资金不多,“绿主妇”成员又下了一番功夫,采用“项目中套项目”的方式,制作发放“零废弃回收卡”,以参与“一平方米菜园”项目的优先权来奖励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好的居民家庭。这些家庭对环保公益活动积极热情,成为“一平方米菜园”项目的推动者。另一方面,通过这一项目,居民们对环保相关的社区活动也有了更深了解,环保兴趣不断增加,也从活动中得到了更多的乐趣,有利于活动的持续开展。

(五)专业化的社区工作与居民意识的变化

作为一个治理主体,“绿主妇”进入社区之后,M社区所开展的社区工作模式发生了变化,推动了社区的公共性的建设。首先,新的社区工作促进了居民的自治意识。M社区的社区工作对居民自治意识的形塑,主要体现在其运作的方式上。一般认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居委会愈来愈接近于一个行政组织。[9]“绿主妇”议事会参与社区环保工作后,通过包含社区教育在内的知识传递,改变了原有垃圾处理回收低端龌龊的刻板形象。社区居民在绿主妇们的支持下,开始自发和“绿主妇”环保小组合作,试图主动去解决社区公共环境中出现的问题。这一合作也得到了居委会的支持,并提供了相应的活动场所。

同时,随着“绿主妇”注册成为民非组织,其活动策划与工作模式也更加专业化。社区在6个垃圾库房配设“厨余桶”,用于处理社区2000多户的厨余垃圾。为将这些处理后形成的化肥进一步科学利用,“绿主妇”策划了将化肥用于“家庭一平米小菜园”项目,厨余垃圾生化处理项目的成果就附带显现出来。“绿主妇”对积极实施垃圾减量回收的居民进行激励,提供菜种、种植工具和指导手册,并联合社区学校,给予学员资格,使他们能进一步学习有机蔬菜栽培的知识和技术。如今,该社区旺季的蔬菜产量已从每月不足50斤增加到了几百斤,逐渐发挥出一个社区安心菜园的功能。在面对不断扩大的居民参与群体时,绿主妇开始导入数据库管理,高效管理近400户家庭的厨余垃圾回收数量,并开发出“智能终端零废弃卡”进行记录,实行积分兑换。为使种植活动可持续开展,则必须依靠居民们进一步对垃圾进行细致分类回收,通过厨余垃圾获得更多的优质肥料。在这一具体而细致的社会支持和服务过程中,让居民们自觉接纳了“垃圾就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这一理念。这一系列专业化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累积联带产生的成果是十分丰富的。我们看到,在不断共同分享生态种植乐趣、交流种植经验之中,一个由社区居民们为主体的自我学习共同体产生了。通过垃圾分类这一公共事务,该社区成长为一个“学习型社区”。

(六)社区工作促进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

通常,政府作为政策执行机构,推行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政策的落实在时间和行动效率方面就会大打折扣。M社区工作依靠“绿主妇”这一社会组织的建立,从满足居民的社会公共需求出发,通过开放动员的社会动员逻辑超越了传统社区中的“差序格局”,降低了道德、组织和物质方面的负担,形成了参与者能够自由参与和退出的机制;也充分认识到要发挥社区中间阶层、学生群体在社区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这一视角看,在M社区形成政府主导下,居民自主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机制之中,“绿主妇”是镶嵌入政府和居民区之间的一个中介组织,是一座“桥梁”,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以社区居民的参与力量为活动主力,社会组织“绿主妇”成为连接点,发动并带动广大居民自动参与、自主管理、自我监督、自觉提升,体现出以居民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时的行动与效率。

2: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各主体间关系图示(笔者自制)

如上图所示,M社区工作运作模式的主体实际并非完全来自政府。那么,政府和居民互相担任着什么角色,又是如何保持良性、持久的互动的?这里的政府主要指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组成,通过居委会、社区学校组成社区治理的基本框架,主要的工作是设备的配备和维护、承担资金管理、宣传动员、人员管理及考核、制定规章制度等。经验研究已表明,政府的培育机制直接决定了社会组织发育过程中的增量。[10]

首先,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需要提供的是对M社区的各类支持和服务。如支持M社区成为S市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并提供了基础设施的改造和资金等各方面的援助。事实上,从添置厨余垃圾桶,到落实人员经费,以及在推进过程中帮助解决遇到的各方面的问题,街道各部门都提供了周到而细致的服务。

其次,居委会发挥创造性作用,组织成立了“绿主妇”议事会。居委会扶持了“L生态家”社区实验项目,鼓励小区家庭主妇自发成立具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的“绿主妇,我当家”行动小组,吸纳社区工作中的新生力量。M社区的居委会干部懂得放权,信赖通过“绿主妇”议事会能更好得解决社区的问题。居委会的S书记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从组织架构上来说,党支部、居委会和绿主妇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某种平衡状态,多方之间互相依赖,并基于相似的理念,围绕共同的目标来开展工作。绿主妇组织依靠居委会的支持发展壮大,开展工作。同时,居委会依托街道获得资金和其他资源,以便让绿主妇能更好的参与社区治理。更重要的是,绿主妇与居委会一起营造了社区居民共同讨论社区事务、共同管理社区事务的良好氛围,促进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民主自治。这也是在社区治理上的一大创新。

再次,作为一个重要主体,社区学校是实现服务项目可持续化的必要保障。对于垃圾分类这项看似低端、实际复杂,并充满科技含量的公共性活动而言,社区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社区学校自从20114月整合专业团队申报了“L生态家”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开始就整合了各方资源,为社区居民搭建了身临其境、生动有趣的学习平台。在M小区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实行垃圾分类的过程中,社区学校专门为绿主妇和居民学员开设了系列培训课程,与绿主妇共同策划和实施活动方案,提供活动场地等,发挥着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实施社区有效教育、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知识水平和技能的巨大作用。

最后,不可忽视的主体力量是社区居民自身。来自“绿主妇”的成员、青少年学生和社区内的志愿者们是他们的中坚力量。他们乐于学习、善于策划,在现场指导和回收家居废品,制定更加方便社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规则并付诸实践,落实垃圾分类实施中的各种奖励,并能够及时反馈居民意见,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居民之间相互信任又互相监督的良好氛围,从而促使社区内逐步形成一种对公共事务的共识。

四、结论与讨论

M社区的社区工作呈现出本土社区工作正在引发的变革,展示出一种都市社区工作的运作模式和机制。如何将社区中原子化的个人意愿汇集为公共诉求,并说服这些个体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活动中来,是社区治理中长久存在的一个难题。而说服需求多样化的人群参与到具有共同利益的活动中去,却是实现公共性的重要前提。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力量贯彻政策性的要求,社区的居委会虽也能够实现短暂的突击性任务,但引导社区居民全面而持续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却急需引入新的社区治理的机制。

首先,M社区为了实现垃圾分类回收,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M社区的经验集中表现在,逐步培育“绿主妇”这一社会组织,通过“L生态家”社区教育实验项目与“垃圾减量回收”这一公共行动,建立起了更为合理的垃圾分类回收与持续推广活动的模式。

其次,M社区的案例呈现出,起初由政府组织推动的工作,通过社区工作能够生产出公共性。以往的理论研究阐明,“公共性”可以从“参与”的角度来理解,即民众自愿参与,塑造出公共空间。此处的“参与”主要指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一般与地方社会的民众生活需求密切有关,一般并不涉及到政治权力的配置。不过,不可忽视的是,在具体事务中,仍然存在基层权力的配置问题。M社区中“绿主妇”这一社会组织成立之初有来自政府部门对垃圾分类回收的政策要求,也可转换为该社区为改造其环境面貌的一种目标。最初的核心成员是由居委会推荐的,当然作为个体他们可以选择是否加入到这一组织内部,但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在中国仍具有一定官方约束力,所举荐的人群也服从居委会领导、甚至原本就是居委会中的成员或社区公共事务中的活跃分子。

当这些参与主体形成居委会、社区学校和社区居民三方组成的“绿主妇”议事会时,就开始成为组织开展公益项目的重要载体,并开始发挥减轻了居委会公共事务的过度负担、提高居民参与度的作用,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也变得更有效率。

在行动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上,“公共性”指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人们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绿主妇”介入M社区垃圾分类,基于引导社区居民能够确立起自发自觉维持公共领域整洁这一价值取向。在参与者角度上看,“公共性”指人们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能就如何实现社区的垃圾分类回收这一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形成共识,并开展相关的行动。在公开讨论和行动中,公众也逐渐把“扔垃圾”这一原来的私人事务逐渐转向和自身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分类回收”这一公共问题上。在摆脱了行政性困境的“绿主妇”议事会中,更多的居民敢于对社区事务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而“绿主妇”组织的议事会力图保证程序公开、开放和公平,使居民们能够平等对话,在面对生态环保这一共同事务时,开始超越个体和家庭的局限,使之逐渐自觉形成社区关怀的意识,从而易于达成共识。

面对这一案例,我们不仅思考,在基层社区治理中,作为社会工作的经典方法之一——社区工作在M社区的开展的经验,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与推广性。尽管,M社区从垃圾回收到社区公共议事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不乏机缘巧合,但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政府需要积极转变观念,支持并确立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性。如今,依靠传统的单一行政化管理已无法可持续地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必须依靠社区各主体间的多元协同来形成多主体共治的局面。在M社区中主要表现为居委会、社区学校和“绿主妇”三者形成的共治架构。在其他社区或许参与多元共治的主体会因具体的状况而发生变化,但要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性必定是不可忽视的。

二是居民参与的主体性需要依靠并通过相应的社会组织集中体现出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使之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共治过程中,是实现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在M社区,正是因为“绿主妇”逐步发展成为政府与居民之间可信赖的纽带,能够不断调动多方社会资源,参与到社区共治的体系中来,才能进一步调动起了居民自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激发出了社区的真正活力。

三是社区教育是培育和形成社区治理体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社区的环保活动的开展,需要有较高素质的居民们。他们需要理解环保理念,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和科学方法,并拥有一定技能。从M社区的经验中,我们发现,坐落在M社区的社区学校本身就为社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空间。从“自然课堂”到生态种植专业教室的开设,从居民种植体验课程到交互式电子学习平台的建立,从开放式互动展厅的布置到“社区生态文明教育项目”的开展,这一系列社区教育活动普及了垃圾分类、环境保护的理念,并有效培育、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总体素质。因此,基于当下城市一般社区的状况,有效推进社区自治就必须依靠社区教育,使之成为面向社区居民提供先进理念和科学知识的有效保障。

An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Work and Soci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M Community in S City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urr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subject matter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how to realiz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make the multi-subjects together to facilitate social construction. Through participants’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as well a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work, the authors investigate waste sorting and recycling in M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examine the feasi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contend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waste sorting and recycling should be established by and for the community. From these aspects, the practice of M community should be a great innovation of and contribution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case study also shows that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hat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residents' committee and NGO for better soci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Keyword: community work, community governance, publicity, waste sorting and recycling

责任编辑:崔月琴



[1]作者简介:杨锃,博士、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44);史心怡,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上海市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200030)。

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创新与推进路径研究“(12ZD061),“上海市085社会学学科内涵建设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

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6页—第30页。

[3] 张江华:《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社会》,20105)。

[4] 孙立平:《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学海》,20014)。

[5]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南京:学林出版社,1999

[6]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4)。

[7] 王思斌:《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社会建设》,20141)。

[8] 李友梅:《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上海康健社区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社会学研究》,20024)。

[9]桂勇:《略论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可能及其实现途径——以上海市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10] 范明林:《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 2010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