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嵌入”的企业生产与乡村生活

——构建乡土生产秩序的策略研究

周延东  李春勇

 

    摘要:生产秩序并非是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在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光谱中发现,以往理论呈现出“重经济”或“重社会”的失衡状态,无法实现两者的有机互溶。对此,石镇企业在“农业与工业冲突”和“生产与生活纠缠”的失序困境中,探索出“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生活与生产”相互融合、有序协调的“双向嵌入”之路,将企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乡土伦理、宗族关系等传统资源及其背后的生活逻辑有机融合起来,构建良性生产秩序。

关键词:双向嵌入;企业生产;乡村生活;生产秩序

 

一、生产秩序:企业社会学的研究基点

自社会学诞生以来,“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就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贯穿了社会学发展的整个脉络,孔德将“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考察”作为社会静力学的核心内容,亚历山大提出对于所有社会问题的研究都是围绕“自由和秩序问题”而展开的,迪尔凯姆也是在“剖析社会失序原因和构建有序社会运行”的研究中进行的,布迪厄从历史分析维度构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结构模式以实现其社会秩序理想,韦伯更是从经济、法律、政治以及宗教等诸多领域进行探讨,帕森斯在评价韦伯的社会学成就时指出,“有序”成为理解韦伯社会学的一个“根本关键”,更成为理解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某种连接性的机制”。企业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重心并非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和效益,而是企业运作中的“生产秩序”。

在学术研究中,将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进行研究起步很晚,企业社会学的概念也是在1927年才被德国学者勃里夫(Bob Reeve)首次提出。我国企业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随后的十年间发展相对缓慢。近些年,学术界对于企业社会学的关注呈现回暖态势,依托我国社会转型实践,在公有制下的企业研究、企业的起源与转化分析 、交易秩序的探索以及企业文化的构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丰富企业社会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分析论述了企业组织的实践运作是在调动大量本土制度、社会关系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展开的,常常称之为“调解”、“妥协”、“变通”或“路径依赖”等等。然而,以这些本身带有变通性质的概念来分析中国企业组织的运作,大多数停留在描述性的解释,而不能真切地探讨出人们常说的“中间地带”和“微妙机制”是什么?这种解释是灰色的、含糊的,有种“想说又说不出、说不透的感觉”[]。对此,如何将社会系统纳入到企业组织的分析框架以及企业组织对于社会系统的作用模式成为企业社会学的基本任务和努力方向,在发现和挖掘企业与社会的互动因子中,剖析因子的互动关系和结构,进而探索良性生产秩序的形成机制和模式。所以,企业社会学是以企业生产秩序为逻辑基点,探讨不同类型企业组织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机制和模式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对于企业生产秩序形成的理解,我们追根于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对于“真个人主义”的辨析。他认为,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多数秩序都是个人行动所产生的先前未预见的结果,这种观点的矛头也直接指向了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之于刻意设计的观点。哈耶克从两个至为关键的方面剖析了“伪个人主义”和“真个人主义”的截然不同。首先,来源不同,伪个人主义是把个人作为出发点,并且假定个人乃是经由一种理性设计的形式契约的方式把自己的特定意志与其他人的意志统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社会,而真个人主义则是一种自生自发社会产物的形成现象并使之得到人们理解的方式;其次,范围不同,伪个人主义是只有当社会过程受个人理性控制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实现服务于人的目的,而真个人主义则与之相反,因为它坚信如果让人们享有自由,那么他们取得的成就往往会多于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到的成就。[]哈耶克通过对个人行动之综合影响的探究,指出人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如秩序、规则、制度等等)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先在性,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制度乃是在心智未加设计和指导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正在发挥作用的;第二,实践性,套用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话来讲,“民族或国家乃是因偶然缘故而形成的,但是他们的制度则实实在在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第三,自生性,自由人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往往要比他们个人的心智所能充分理解的东西更伟大。[]具体到企业生产秩序而言,同样没有千篇一律的规律可循,没有整齐划一的结构所限。企业与社会是在运动的状态中调整、组合和互动的,因制度转向、时间跨度和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展现出丰富多彩、多元并存的形态,每个不定要素和媒介的进入,都会为生产秩序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想象和实践运作空间。

二、光谱中的企业与社会

    “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理论继承和发扬了“经济—社会行为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组织理论”以及“政治文化理论”等理论学说的精髓,又对经济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发挥着重要的阐释、借鉴和指导意义。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将“嵌入”理念发扬光大,使“嵌入性探索”成为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时尚,例如波兰尼的“实体嵌入”[]、格兰诺维特的“结构关系嵌入”[]祖金和迪马吉奥(Zuki & Dimaggio)的“结构、认知、政治与文化嵌入”、刘世定的“过程嵌入”[⑧]以及符平的“政治结构嵌入”[⑨]等等。

在探讨和分析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时,不同学派、不同学者之间的理论基点和研究面向各有差异。为了清晰的梳理和认识,我们将其放入“光谱”中进行比较分析理解,首先要厘清“光谱式理解”方式几个原则。其一,设定“两极”原则,光谱是无限延伸的,不存在“两极”,但在研究中,需要理想的界定两极,以明确所研究问题的领域和界限;其二,采用“截点”分割原则,光谱是连绵不断的存在,其间没有截点,也不可分割,然而为了便于进行比较分析,人为地采用“截点”加以分割;其三,“理论假设”原则,对光谱进行分割是一种主体的、主观的建构式分割,无论是多么扎实雄厚的理论都不能在光谱中划分出准确的具有经验性的“区域”。[⑩]在光谱之中,我们将“社会缺位的企业”放在光谱的一极,另一极则是“社会构建的企业”,在“两极”之间还存在着多种理论立场。(如图1所示)

 

古典经济学                     中间点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新经济社会学


                                               过程嵌入、政治结构嵌入

1 光谱式的企业与社会互动模型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学派认为经济规律(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并重点强调了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的维系作用,因此,将“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作为光谱的两极。马克思曾指出,企业不只是为了利益而存在的微观经济体,而是由丰富内容构成的“经济系统”,但从其理论基础倾向来看,马克思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决定因素,因此处于偏向古典经济学的方面。以迈耶、罗恩(Meyer & Rowan)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学派提出应该充分注重社会、历史、政治以及心理文化等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应该从根本上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中探寻经济生活的真相,所以新制度主义站在偏向社会建构的一面。韦伯的经济社会关系理论可谓是企业社会学成长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从《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状况的发展趋势》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再到《经济与社会》,无不深入地探讨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既注重社会因素对于经济组织的重要影响,也从未放弃经济对于社会结构功能变迁的显著作用,不可避免的是,作为社会理论家的韦伯,其研究背景决定了社会性的偏向。对波兰尼而言,“嵌入”是一种“实体嵌入”,企业是“社会中的企业”,不仅包括规则、制度等社会因素,而且还包括具体的企业运作和行为,都属于企业中的影响因子。[11]有批评者认为,企业与社会虽然有着各式各样不可分割的关联,且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企业并非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企业和市场已经成功地脱嵌于社会,而且开始一定程度上地支配社会,也就是试图去构建一个经济成功脱嵌于社会的图景。然而,完全脱嵌和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在波兰尼看来:市场和经济组织是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构件而存在的。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企业嵌入于社会,还是社会嵌入于企业,都会成为“重经济”或“重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本研究尝试提出“双向嵌入”概念,寻求企业与社会的平衡基点,发现和挖掘其互动关系与结构,探索良性生产秩序的形成机制和模式。

三、田野状况与方法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诸多乡村也逐渐踏上工业化的路程,并且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袅袅炊烟”和“滚滚浓烟”同时出现在乡村画卷之中,画卷中虽然依旧能够体会到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田园乡土风情,但更能直接的感受到现代工业发展而带来的冲击。在乡土风情和现代气息之间,山东石镇的企业探寻着生存和发展之路。

石镇位于山东省东部,总面积94平方公里,辖34个行政村、31468人口[12]。石镇原是一个偏远的山区小镇,地形崎岖、土地贫瘠,当地村民生活极为贫困。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赖于其得天独厚的石材资源,当地村民开始开矿采石,并在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下,石镇企业冲破制度藩篱,依托乡土资源优势,在乡土社会中自发独立的成长和发展起来,最终成为特定工业类型的集散地。石镇被誉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石材基地”、“中国石都”,有樱花红、黄金麻、白麻、晶白玉等20余种花岗岩,仅地表以上储量就达4.4亿立方米。我国众多著名建筑的石材产品都来自石镇,如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军委大楼、五棵松广场、上海世博会广场和广州中石化大厦等等。据统计,目前石镇现有各类石材企业318家,其中石材开采企业134家,石材加工企业184家,年加工板材500万平方米,从业人数达5400余人。[13]此外,石材产业的迅猛发展还充分带动了石镇其他附属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如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建筑业、机械加工和维修业等等。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观察法、无结构式访谈法和文本资料搜集法。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搜集材料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石镇人物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访谈材料;二是调查者在参与观察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之记录;三是搜集相关企业的规章制度、交易合同,镇党委政府和村委会的政策文件和工作报告,以及石镇企业家私人拥有的相关档案信息或文本材料等等。   

四、企业生产与乡村生活的“冲突”和“纠缠”

在石镇企业中,企业的生产管理同乡村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方式呈现出矛盾紧张的状态,主要表现在“工业与农业的冲突”和“生产与生活的纠缠”

    (一)工业与农业的冲突

石镇为山地地形,气候适宜,十分有利于葡萄、樱桃等经济作物的种植。1995年,石镇成为国家农业部命名的首家“中国葡萄之乡”,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题词赞誉:“西有吐鲁番,东有石镇山”。19888月,当代著名诗人、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贺敬之曾到石镇视察工作,题写“宝石异域、葡萄仙乡”留赠。在石镇,企业中的工人大部分都在当地种植葡萄,因此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工人,也是农民,他们“进厂不进城”,与“离土又离乡”和“离土不离乡”的务工模式相比,石镇踏上的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务工之路。笔者在访谈一位企业工人时,他谈到:

在工厂里干是能挣到不少钱,但咱家里还有田地,咱们农民不能不要田了呀,工厂现在都是按计件给钱,你干多少就给多少钱,等活儿(工厂生意)少的时候,就停下不干了,都说不准,但是田可是一辈子的,特别是在咱们这个地方,有葡萄、樱桃这些天然的优势,一家子一年渐(稍微)挣挣也得两三万块钱,在农村,咱吃穿最起码有保障了。(访谈记录20130805ZF

    可见,这些企业生产者绝不会放弃对其具有特殊意义的“土地”。李培林曾指出,在“中国乡村里都市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其主体“农民”是没有失业的概念的,土地不仅为它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成为乡村企业工人的生活就业保障,特别是在稳定性相对较弱的乡村企业来讲,在一定意义上,土地意味着一条“退路”、一个“避风港”。[14]企业员工有着其独特的实践选择和逻辑,游离在工业和农业、企业和土地之间,既保证自身基本生活需求,又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然而,他们的选择和实践对于乡村企业的生产运作而言,却如陷入深渊而面临挑战。一谈到这个问题,石镇企业家都会眉头紧锁,其中一位企业主向笔者倾诉道:

到了秋天,对我们这些开工厂的来讲,是最头疼的时候,工人总想着往家里的果园里跑,特别是到秋天葡萄熟了,都忙着回家收葡萄了,再赶上客户要货要的急,我着急的不得了,我冲着管理人员发火,但是没用。有那么几年,我亲自到村里大街上找临时工,那时候都忙啊,价格就高,日工平常是80块钱一天,到那个时候我给他们涨价,每天100块钱,后来120,再后来150,没办法呀。在那个时候,工人是爷,老板是孙子了,所以说,在农村做企业,难呀!(访谈记录20130713WCJ)

作为“农民”和“工人”的乡村社会成员,他们实现了自身工业和农业的有效结合,无论是在利益成本的结合上,还是对于土地的情感依赖上,都达成生产和生活的目标。但对于企业来讲,生产管理的理性设计和精确安排是保证企业正常生产运作的基础和保障,但因农业和工业的冲突使其陷入了生产失序的漩涡。

   (二)生产与生活的纠缠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galls)认为,在具备比较现代的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的机构里工作,具有改变人的特殊能力,可以使人在心理、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上从较传统的一端,逐渐转变到较现代化的一端。在这些机构中,要特别着重强调工厂的作用,视工厂为培养人的现代性的学校,因为工厂是近代文明的工业形态的缩影。[15]无疑,工厂的现代因素和内涵,不断塑造着乡村社会成员的现代性气质,但乡土性的传统理念和“自由身”需求严重影响了乡村企业的生产运营。

一是在传统理念上,乡村企业员工的家庭生活状况对企业运作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点似乎与城市员工并无差异。然而,在乡土社会中,企业员工更容易受乡土性风俗、人情和伦理的影响和制约。一次,笔者在石镇矿山上进行实地调查,适逢当地一位企业主视察矿山开采情况,他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开采进度异常缓慢,他便把矿长叫过来询问情况,得知矿长因昨夜饮酒还没有来时,便大发雷霆,这时矿上的一名员工向这位企业主解释道:

老板,这段时间高矿长的心情一直不好,您也知道,他媳妇生的第一胎是个女孩儿,一直还想要个第二胎,但是中间怀了好几次,都掉了,真是不容易,最后终于怀上了,家里人期望特别大,希望是个男孩,等生下来的时候发现还是个姑娘,特别失望。你看,他在矿上也不像以前跟的那么紧了,这一阵子偶尔还会有不上矿的时候,说实在的,有没有儿子对他影响真是挺大的。(访谈记录20120820LMJ)

可见,在乡土社会中,乡村社会成员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理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乡村企业的生产管理过程。

    二是在“自由身”的需求上。韦伯在《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状况的发展趋势》一文中,分析了德国东部农村从大庄园制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在对庄园雇工的分析中指出,雇工为了实现人身自由而放弃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等因素,也就是说,“自由身”比“有保障”更有吸引力。[16]与韦伯的研究相似,笔者在石镇的调查研究表明,乡村企业中的职工对于“自由身”的需求成为企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纠缠在一起的重要面向。笔者在访谈一位乡村企业员工时,他坦言到:

按理说,现在在企业里上班,应该一天到晚都要靠上,但咱们是在农村,亲戚朋友也多,到了每家的红白喜事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的、有丧事的、生孩子的、上梁的(盖新房)等等,都得去,咱也不能为了上班不出面,再说,平常厂子里的上班时间安排的比较紧,咱们老百姓家里又有许多事要处理,有的时候实在不想去厂子里(上班)了就不过去了,咱们农村人自由惯了,不想因为在厂子里上班就把自己圈(束缚)在里面了。(访谈记录20130902ZWF)

    出现此种状况,一方面是乡村社会成员“自由惯了”的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随着企业规模和企业数量的不断扩展,经济产值的飞速增加,使乡村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这都成为乡村社会成员实现“自由身”的条件和资本。简言之,乡土社会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庞大而复杂,频繁的礼仪性活动以及乡村社会成员对于“自由身”的追求都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企业生产管理与乡村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矛盾冲突。

五、“双向嵌入”的生产生活策略

    在乡村企业生产、管理和运营过程中,企业生产与乡村日常生活呈现出不适应、紧张、矛盾,甚至是冲突的状态。石镇企业在实践中探索消解方式,构建保障其有序运作的生产生活策略。

   (一)农业与工业的协调生产

    在乡村企业的运作过程中,农业和工业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土地为根”、“勿夺农时”等乡土传统理念严重的阻碍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企业生产管理。然而,石镇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了一条“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生活与生产”相互融合、有序协调的运作之路。一位企业主在向笔者讲述自己的管理之道时,深有体会地谈到:

开工厂初期,都是按“日工”计算。过了两三年,发现按“日工”很多人都磨洋工,不出活儿,后来我们就按“计件”,比如说看锯的2.8/平方米,这就明显的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但这样管理压力依然很大,有些员工说不来就不来了,生产没有保障。后来,我们把设备都“外包”出去,有包大锯的、包切机的,还有包着做雕塑的,我就冲着这个头儿说话,把(工程)单子给他,他给我去协调完成,他带的人跟他非亲即友,协调工作很顺畅,效果好多了。

    在安排生产的时候,我们考虑工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在农闲的时候就把工期安排的紧凑一些,在农忙的时候,就把工期安排的相对松散一些。另外,工厂里本地和外地的员工都要有,(看)大锯基本上是外地的,因为(看)大锯必须有充足的时间靠上,外地工人一出来就是一年。本地人主要干切机和磨机,在活(工程)不多的时候可以停一停,回家干点农活。其实,在农村办企业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商量”,一般情况下,企业员工也都是知情达理的,他们大部分都会考虑工厂的现实情况,甚至愿意为工厂的生产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访谈记录20130827WQS)

从这位企业主的陈述中可以大致梳理出石镇企业兼顾生产生活策略的具体形式。第一,从“日工”到“计件”再到“外包”的管理方式和计酬方式变迁。从“日工”到“计件”释放了企业员工的经济理性思维,激发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生产者工作时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管理上的压力,“外包”方式的尝试与推广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乡土网络关系,有效协调安排企业生产。第二,“外地人和本地人相结合的员工结构构成”。既充分利用了外地人的时间优势,又有效的满足了本地工人农业劳作和企业生产的“兼顾需求”。第三,“适时地协调安排生产”,也就是在可控条件下调整生产安排,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实现农业和工业的协调有序进行。第四,“商量”。在乡村企业的生产管理中,“商量”作为必要的手段和方式贯穿始终,关系网络、乡土情感以及伦理规范在乡村企业中无时无刻不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保证企业生产秩序的实现。

   (二)生产与生活的有机融合

    传统理念与企业员工的“自由身”诉求使企业生产与乡村生活纠缠在一起,对此,石镇企业探索生产与生活的双向嵌入之路。

    第一,增强归属感。石镇企业员工的流动性很大,对所在企业没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企业生产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收到严重影响。对此,石镇企业引入保险机制。据调查,企业为绝大多数工人购买了“工伤保险”,但只为少数的特殊员工(如稳定的管理层员工)购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笔者在同一位企业主访谈的过程中,他讲到:

现在国家要求企业给工人都要上(购买)相关的保险,但是,咱们农村的工人太不稳定了,今天在这干,明天还不知道到哪家去干呢?但对于这些比较稳定的员工,我都给他们上了“三险”。这些人一般都是跟着我干了很多年的员工,有这样一些稳定的企业管理层,企业的具体工作也就比较好开展,工作也就捋顺了。(访谈记录20130119YDX)

“上保险”似乎是十分平常的企业行为,但在当前乡村民营企业中,较为完善的保险机制还远未实现。对此,石镇企业及时引入保险机制,给予企业关键人员更大程度上的生活保障,增强其归属感,将生产与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保证企业有序运作的重要机制。

    第二,应用乡土伦理秩序。一位企业主的夫人向笔者谈到。

    虽然是在工厂里,但不能乱了村里的规矩,对于长辈,就算是在工作上出现失误了,也得好好说;如果是晚辈,可以批评批评,这也是为他们好。没事的时候,俺家那口子(老板)也经常到车间里去走一走、看一看,跟工人们聊聊天。在村里做企业,只有这样才行,如果你天天牛哄哄的,那你在村里面也没法混,现在工人挺看重这个的。(访谈记录20130902LL)

一句“虽然是在工厂里,也不能乱了村里的规矩”可见,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公司治理”的法人合法权范式,而是将企业的生产和治理与家庭伦理、宗族关系等传统资源以及其背后的乡土社会成员的生活逻辑等因素一同纳入到企业组织行为的扩展性研究中来,为生产秩序提供有效保障。

六、小结

从石镇企业动态的生产实践可以看出,乡村日常生活的诸多特征与企业的生产管理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彼此常常呈现出排斥或不适应的状态。乡村企业作为沟通生产与生活、工业与农业、现代与传统最为重要的平台和基点,既将代表现代性气质的理性计算、程序设计、科层管理以及市场观念等因素嵌入于乡土社会之中,推动了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又有机融合乡土社会中的农业生产、伦理秩序、乡土网络以及道德风俗等有益因素,使得企业生产与乡村生活实现实实在在的“双向嵌入”,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企业生产机制和模式,实现乡土社会秩序和企业生产秩序的双重构建。(如图2

2 企业生产与乡村生活“双向嵌入”运作图

总之,在现实生产生活实践中,一般意义上的“习惯—关系—观念”与“理性—利益—物质”之间的那种非此即彼、对立和排他性的关系纯属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类型”,只有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状态,两者并存、互补,最终形成具有乡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精神气质。“双向嵌入”并不是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具有先在性、自发性和实践性的嵌入过程,它没有恒定的规则,其规范和原则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也唯有此,才能准确的挖掘出兼具秩序维系因子,保证企业生产的良好有序运行,进而推动乡土社会秩序的实现。

 

 

 “Bi-Embedding” of Enterprises’ Production and Rural life

A Strategic Research on Local Production Order Construction

ZHOU Yan-dong  LI Chun-yong

Abstract: The order of production is not formed in a dynamic practical process instead of deriving from a rational design. It is found, from the relationship spectrum of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that previous theories present an imbalanced situation of either 'economy-oriented' or 'society-oriented', which cannot achieve a healthy fusion of both. Considering this, facing disordered difficulties like the 'conflic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enterprises of Shi Town has explored a bi-embedding road that means a fu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tyles',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life and production'. It integrates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ethics,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nd other traditional resources with the logic of living behind them to build a sound order of production.

Key word: Bi-Embedding; Enterprises’ Production; Rural life; order of production

 

责任编辑:时立荣、刘蔚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5JKF0140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CSH005)。感谢郭星华教授对于本文的指导,黄家亮副教授为本文提出了珍贵的修改意见,一并感谢。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周延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治安学、法律社会学和企业社会学;李春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治安学和法律社会学。

[] 目前,我国关于企业社会学的专著或编著有七本,分别是:施正宗、张成权主编:《中国企业社会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刘祖云等:《企业社会学新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王德荣等:《企业运行的新视野:企业社会学导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李再龙、戴淮明:《企业社会学》,哈尔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91;江波、詹一之主编:《简明企业社会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朱文光:《企业社会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王积超主编:《企业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渠敬东:《占有、经营和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上)》,《社会》,20131)。

[]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9页。

[] Adam Ferguson (2010),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Charleston: Nabu Press, pp.187.

[]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7页。

[]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符平认为,波兰尼的嵌入性研究不仅包含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嵌入影响,而且还注重于经济体自身“硬核”的部分,反对新经济社会学“突破经济,进入社会,而又遗忘经济”的研究理路。

[] 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找工作》, 张文宏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01页。

[] 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19994)。

[] 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第64-66页。

[] 潘绥铭、黄盈盈、王东:《“元假设”:社会调查问卷的灵魂》,《学术界》,20083)。

[11] 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3,第41页。

[12] 资料来源:《海平市2012年统计年鉴》,第492页。

[13] 资料来源:《2013年石镇石材企业基本情况》文件。

[14] 李培林:《中国乡村里的都市工业》,《社会学研究》,19951)。

[15]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9页。

[16]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甘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第75-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