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区的治理难题与实践探索

——以北京大兴区“村改居”Y社区为例

吴军

摘要:转型社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也是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类型,它是由于于大都市向外快速扩张、大量动拆迁与村落合并而造成的一种新人口聚集现象。本文通过对北京大兴一个“村改居”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这种社区在空间分布上多集中在城郊结合部,经济结构比较混杂,社会交往呈现出本地人与外地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二元圈子,而且居民生活方式仍然保留着农村作息特征。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型社区还遇到一些治理问题,如新旧管理体制的协调、社会组织的缺失以及居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对此,Y社区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设置社区双轨制治理体系、实施社区组织再造工程以及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控外来人口等。这些实践探索对当前此类社区建设与治理难题的破解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城中村;转型社区;社区治理;难题;实践探索

 

一、引言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几乎每一个城市(无论规模大小)都在不断地进行着城市内部的区划调整,比如,动拆迁;而城市外部则像摊大饼似的对外扩张与分散。这就造就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城市近郊的农村以“村落合并”、“撤村建居”和“撤村并镇”等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吸纳”到庞大的城市社会体系中来。

“转型社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时代背景下产生。它是经过“转制”的一类特殊城市社区类型,并且多数脱胎于城郊结合部。这种社区呈现出以下特征:社区空间是由多个行政村合并为一片回迁楼房,社区人口由农民转化为市民,社区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经济由集体经济转为股份公司,社区管理由村委会转为居委会等。总之,“转型社区”体现在原有社区个体由“有地”的“农村体制”向新的“无地”的“城市体制”的总体性转变,是“自上而下”力量主导下的中国城镇化主要形式之一。

北京作为特大城市,在城镇化推行过程中,社区建设与治理也具有一些先发特点与优势。而大兴作为北京南部的远郊区县,在北京城向外扩张中,城镇化速度相对较快,出现了相对较多的转型社区。本文希望通过对这种新社区形态特征、治理难题与实践探索的案例分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类似社区的社区建设与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型”概念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其中以“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城市转型”最为典型。事实上,转型意味着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状态的变化,从旧结构向新结构的演变。转型社区是在快速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大量涌现,比如,城市周边的农村社区主动或被动的卷入到城市化进程,通过动拆迁、农转居或行政区划调整,直接转化为城市社区。一些城市中的乡村人和城市周边的农村人, 一夜之间变成城市人。从空间上尽管变成了城市社区,但是在土地利用、景观、规划、行政体制管理、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和矛盾。国内很多学者将其称为“城中村”,这种提法虽将这类社区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明显区分开来, 但将城中村的概念固化, 未能体现其终究要转为城市社区的必然趋势, 本文认为称之转型社区更为妥当。[①]

事实上,国外学者对“转型社区”的研究开始较早,只不过他们通常使用是“城市边缘带”(Urban Fringe Belts)、“城乡边缘区”(The Rural- Urban Fringe)、“乡村城市边缘带”(Rural- Urban Fringe Belts)和“转型区”(Zone in Transition)等概念。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Herbert Louis)在1936年研究柏林城市地域结构时提出城市边缘区这一概念,借以指涉这一区域人口的构成和变化。乔治·韦文(George S. Wehrwein)在1942年对“城市边缘区”和“城乡边缘区”加以区分,特别重视城市向邻近农村的扩张。在他看来,城乡边缘区就是“明显的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的转变地带”,并且不仅涉及这一区域的人口结构,还应当对土地的利用模式进行分析。[②]安德鲁斯(R.B.Andrews)提出“乡村城市边缘带”的概念,即经济重心向外毗连城市边缘区的农业用地和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相混杂的地带。[③] “转型区”的概念最早芝加哥学派提出,最为典型的是伯吉斯((E.W. Burgess)的同心圆模型。伯吉斯认为,人口的压力使得城市不断扩大,由此引发了人口和机构向中心区域聚集和商业设施不断分散化的双重过程。由于空间的竞争,中心区会吸引一些活动进来,一些活动会被迫向城市边缘分散,会不断进行配置。城市最终会形成以中心区高度聚集的形式,围绕中心区会形成数个同心圆。第一环是中心商业区,CBD。在CBD 的外围, 工厂区(Factory Zone)与工人居住区(Zone of workingmen' s homes)之间的环状地带, 被伯吉斯(Burgess)界定为“转型区”(Zone in Transition)。伯吉斯强调, “转型区”具有特殊的功能, 人群与空间在这里“侵入”、“渗透”和“接替”,使得整个空间模型从静态转为动态。无论威廉姆·托马斯(William l.Thomas)、伯吉斯还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者均以“转型区”作为研究重点,检讨这一区域的人群交汇、功能混合、观念冲突、利益博弈和制度摩擦。[④]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从事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最先注意到中国城市发展中的近郊区域,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先后借鉴上述概念,讨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⑤]但中国的城市化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发展运动,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的有意图行为,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有计划地推进城市化来体现的。这与西方基于市场规律和自然现象的城市化有着很大不同。另外,国内的研究还倾向于宏观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空间的扩张,而相对忽视这一区域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人口进入城市以后的都市性形成等问题。[⑥]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一些人类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城乡结合部”或“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概念。所谓“城乡结合部社区”是指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种社区类型,既是中国都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也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户籍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产物;这些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总的特征就是亦城亦农。[⑦]“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最为主要的贡献是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即从宏大的区域研究转向微观的社区研究,由此可以更为深入地记录和分析近郊区域传统村落的终结过程,进而详细探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不过,有关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虽然有扎实的田野工作,也充分注意到社区经济基础、社会交往和权力结构的变化,但更多的是一种描述和叙事,对于中国社会大转型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变动机制则较为忽略。[⑧]

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在方法上继承了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并且试图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转制社区”。[⑨] “转制社区”的概念对于分析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有一定的解释力的,也有助于认识社区转制过程中国家权力系统的渗透,但忽视了社区中市场、社会、文化对于社区人口、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如果过于强调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无疑会形成一种惯性而滑向制度决定主义,进而简单地认为只要改变了城乡二元分治的体制,实现“城乡一元观”或迈向“流动的公共性”,一切就都会有希望,并且也忽视了社区中个体的能动性与行动力。[⑩]基于此,本文采用转型社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不断崛起且别具一格的城乡结合部,从一个动态角度来分析这个区域的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变迁中遇到的难题,并围绕难题做些有益的讨论。

三、Y社区情况介绍

本文选取北京市大兴区Y社区作为考察对象,该社区典型特点是一个“农转居”社区。该社区所在的乡镇先后实施6个行政村旧镇改造项目,搬迁群众集中的回迁小区。总建筑面积为35万平方米,分为AE五个区域,23栋楼宇,共涉及六个搬迁村及部分公房户,涉及人口5515人,1617户。自201312月搬迁村民全部回迁至今,Y社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满意度较高。

关于Y社区的性质是典型的城镇化过程中“农转居”社区。组织由村直接变为居委会,由农民变市民,传统熟人社会结构与体制被打破,外力作用使这些分散的农民重新居住在一起,空间的聚集短时间可以奏效,但社会纽带的形成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对于社区建设者来说,无论社区外在建设多么“靓丽”,忽视社区内在性的培育与建设,都会给长远社区治理带来隐患,比如邻里冷漠、社区安全、归属与认同等。

关于Y社区的空间位置处于都市边缘区,属于城乡结合部。它位于北京大兴南部,建筑景观多为高层,密度大、容积率高;经常在楼宇地下停放许多农用三轮车;基础设施配套不全,绿化不到位;公共活动空间充足,但文化生活单调;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特点,现代城市特征与农村特点的混合体。

关于Y社区的人口居住密度不高,文化程度偏低。转型社区的规划人口密度较高,但现有入住人口密度并不高。因为大部分迁入居民为原来的村民,由于土地的转让,平均每户家庭至少有1套以上的住房,但同时小区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僻,公共交通不发达,拆迁户空置出来的房屋并不容易出租,除了与几家公司签订合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空置。另外,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与北京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较远。根据调查,Y社区居民大专以上人口仅占不到5%,大部分为初衷和高中文化,而且文盲和小学文化的居民也比较多,将近占16%左右。这里的人口构成也比较复杂,由搬迁入的农民、原来公房户、企业职工租户、部分白领、小生意者、外来务工人员等组成。尤其是,游手好闲者的人数比较多。

关于Y社区经济来源呈现多样化特点。它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社区,其经济特征主要表现在迁入居民“三金一息”经济来源上。其一是薪金收入。社区推行“一产员工制”管理形式,鼓励引导农民有序流转土地给专业合作社或大公司,进行组织化规模经营。原迁入村民既能够享受土地租金收入,也能够就地转化为产业工人。其二是股金收入。社区成立资本运营公司,以入股的方式购买底商,年底按照股份分红,户均股金收入每年约2000元。其三是租金收入。社区租金房屋租赁公司,集中托管富余回迁房,已托管298套,使闲置房屋得到充分利用。

 总之,相较于成熟的城市社区来说,这些新特点为整个社区建设与治理带来了新挑战。

四、Y社区所面临的治理难题

对于“农转居”Y社区来说,其社区建设与治理既不能等同于村庄翻新,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人口聚集,而社区建设更多的聚焦是为加快和缩小城乡差距“破题”,让农民享受跟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营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秩序。然而,对于Y这种社区类型来说,这种新社会生活秩序的塑造和构建面临着以下五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难题:如何处理好村建制与新社区建制之间的关系?Y社区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它是6各村的村委会被打散后,重新形成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即现在运行的双轨制。事实上,Y社区居委会主任和副主任由街道办事处进行“任命”,而委员们是由原来搬迁村的村支书兼任。与之同时存在的还有村委会,6个村委会和村支部仍然负责相应的行政事务。因此,在转型社区里,新的社区管理体制与旧的农村管理体制并存,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成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难题之一。也就是说,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社区秩序形成与维护,是靠村委会和党支部引导,熟人之间的社会纽带发挥重要作用。转型社区是由村委会转变居委会,管理理念与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如何把原来旧的治理机制整合到新社区的管理体系中来,成为转型社区解决的首要政治问题。

第二个难题: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从政治上弄清楚转型社区管理体制,那么,接下来转型社区面临紧迫的就是经济性问题:这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要做些什么?忙碌起来,还能有收入;否则,可能游手好闲、无事生非,影响社区治安,甚至可能会联合起来上访,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个难题:如何把被打散的村民给重新整合到新社区里,形成新的社区秩序。或者说靠什么力量或机制把来自不同村落却生活在同一个新型社区的居民有效的组织起来,形成新的社区秩序呢?这是转型社区建设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社区秩序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组织这个重要载体。那么,转型社区治理在这方面面临的难题是组织再造工程。比如,组织再造工程应该包括哪些组织?这些组织的关系与功能定位是什么?在什么层面、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组织之间的如何协调关系?

第四个难题:农转居后,新居民的生活方式转变是一个相对较缓慢的过程,尤其是新居民多数以中老年村民为主。该群体农村生活方式早已固化,深深的植入他们的生活世界中。而转型社区却是按照城市的一套生活体系来建设,因此,对于这些新居民来说,生活方式的转变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

第五个难题:转型社区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融合问题。转型社区居民以回迁农民为主,但还包括一部分租房者。住进回迁楼里的居民,由于土地收走了,但作为补偿,政府给予一家几套房子。事实上,对于交通便利的小区,这些回迁户把自己手中空置的房子出租给外来人员,既包括在市区上班的白领,也包括外来务工的生意人和小商贩。回迁户、租房户和外来务工人员这三种人群共同聚集在一个新的城市社区。新秩序的形成一开始就能看到这三种人群的角色与功能。针对Y社区的情况,其内部交往呈现二元化现象。转型社区里,有两种基本的社会交际圈子,即本地人圈子和外地人圈子。两个社会交往圈子之间,除了租赁关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来往。本地人圈子内,仍然保持着传统熟人社会之间的纽带关系,因为他们大多数原来都生活在一个村庄或邻近的村庄,相对比较熟悉。外地人圈子呈现碎片化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各扫自家窗前雪”的状态。

五、Y社区破解治理难题的实践探索

转型社区治理是乡村治理模式与城市治理模式的一次碰撞与融合。尽管乡村熟人社会邻里之间的纽带与结构被打破,但仍然存在在新社区里,尤其是同村人之间被搬迁到邻里的回迁楼里,仍然保持着熟人社会关系与秩序。不过,搬入回迁小区的其他村民之间并不熟悉,刚开始也面临着同城市社区“邻里不相识”的问题。然而,尽管来自不同村落的回迁居民之间不熟悉,但他们共享着乡村熟人社会那套价值观与文化和交往方式,相对较为容易构建出新的社区共同体。这为转型社区新秩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基础大前提。

(一)转型社区的“双轨制”治理体系

转型社区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旧的村建制与新社区建制之间的关系,也是转型社区在中国时代背景下的政治前提与基础。Y社区一开始就推行“双轨制”办公模式。

第一,组织关系暂不发生变化,但发挥作用的场域发生了改变。按楼宇划分6个片区党支部和6个搬迁村原党支部同时开展工作,片区党支部负责管理回迁社区215名党员。这些党员的组织关系仍在村支部,但是却在回迁社区发挥作用。

第二,构建社区治理架构,实行“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Y社区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体系,成立Y社区党总支。党总支下设7个党支部。按照楼宇划分6个片区党支部,物业公司、绿化公司和保洁公司联合成立1个党支部,参与到党基层组织整个体系中来。党支部还下设党小组,社区共23个党小组,在社区日常活动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建立居民自我管理体系,成立社区居委会。Y作为一个典型的转型社区,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的现代社区管理体制。目前的Y社区居委会由9名委员组成,1名主任、2名副主任和6个委员。为了推动搬迁与安置工作,6名委员由原来的6个搬迁村党支部书记兼任。这个体系管理着23栋居民小组。每个居民小组是由本栋楼的居民组成,并推选1名单元长协助做好相关的行政事务服务工作。

第四,成立社区服务中心,构建社区服务体系。Y社区服务中心是一个相对现代化的社区服务中心,下设居民就业、公共文化、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矛盾调解和环境维护等6个社区服务站,由原来的专管员和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   

(二)“新三起来”政策的转型社区实践

“新三起来”政策是北京2014年以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建立城乡一体化格局的新举措,具体内容包括让土地流转起来,资产经营起来,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让农民有资格、有能力走进市场,真正富裕起来。“新三起来”首先需要处理好农民与资源的关系,让土地这一农村最大的资源流转起来,提高土地产出率;二要处理好农民与积累的关系,把农村的资产经营起来,提高资产收益率;三要处理好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将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样政策背景下,Y社区积极探索土地资产化,创造机会来实现农民的多种收入。具体实践如下:第一,鼓励引导农民有序流转土地给有实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大公司,再由这些组织进行规模化经营。搬入转型社区的原村民,除了享受一次性土地补偿款外,每年还能得到土地租金收入。第二,庞各庄镇从2010年开始出台《促进搬迁农村劳动力就业暂行办法》,促进农民充分就业,就地转化为产业工人,签订合同、上保险、挣工资等实行薪金收入。截止目前,搬入转型社区的原村民实现了100%的就业。第三,成立资本运营公司,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合作经营,年底按照股份分红。按照Y社区的情况,每户每年股份收入将近2000元,而且这只是股金收入。第四,组建房屋租赁公司,实行回迁房托管服务。Y社区的这种房屋托管方式,能够保障闲置房源向镇内大企业出租,实现搬迁农民租金收入。第五,以委托贷款方式进行资金盘活。Y社区的2.05亿土地补偿款,按照每年6.5%的利益进行委托贷款,涉及银行为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民生银行,年收益1600万元。样做,既有效地推进农民土地有效资产化、保障收益最大化,同时也满足农民转型后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三)社区组织再造与创新工程

把被打散的村民重新整合到新社区里从而形成新社区秩序,这将是转型社区面临的难题之一。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治理更多依靠乡村精英权威、亲属纽带和邻里关系等方式,而作为新组建的城市特殊社区,短时间内又很难达到现代社区治理方式与水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型社区靠什么力量来重建社区新秩序呢?Y社区的组织再造与创新工程给这个问题提供了启示。

Y社区红白喜事理事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迁入Y社区的居民,原来绝大部分都是农民,生活在村子里。在当地农村,办红白喜事的时候,主户一般都是在自家院子内搭个棚子,或者是找个空闲地支个大棚,在里边办流水席。但是,搬迁上楼之后,他们的院子自然是没有了,这部分群众一时半会也不愿意采取城市人的做法,去饭店或酒楼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那里比较贵。如果居民们硬要在新社区搭棚办事,既会影响其他居民的生活,又带来很多社区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政府也不能把这种事情“包揽下来”。于是,转型社区的组织再造工程摆到了社区建设的“前台”。

为了解决这群刚刚脱离“土地”的新市民的需求,Y所在的镇政府引导群众组织再造,成立Y社区红白喜事理事会。该理事会主要负责管理社区居民婚丧嫁娶事宜,引导村民转变观念、提倡新风尚。在该组织的倡导下,社区居民在物业公司和所在村备案后,就可持证明到定制的酒店举办红白喜事,能够享受八五折的优惠。酒店为社区居民所打出的折扣部分,由红白理事会提请镇政府给予补助,比如给予酒店每桌100元。这样根据新市民的特点与需求,由政府引导进行转型社区组织再造的方式,既满足了群众的需求,又解决了城市新社区的特殊问题。

(四)生活方式市民化与生活服务社区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一个完整的市民化过程,大致涉及到以下几方面内容,比如人口城镇化、就业非农化、居住城镇化、观念市民化、生活消费城市化和行动参与社区化等。对于转型社区的居民来说,户籍和居住空间的变化并不能直接带来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的转变。农转居后,新居民多数是以中老年村民为主,农村生活方式早已固化,深深的植入他们的生活世界中。对于转型社区来说,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的转变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Y社区进行了先行先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生活方式市民化。比如,为解决社区搭棚办事的难题,政府引导群众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负责管理社区居民婚丧嫁娶事项,引导村民转变观念、提倡新风尚。为推进文明社区建设,开展“四个一”宣传活动,即发放一套光盘、一本口袋书、一本回迁手册、一封倡议书等,而且还发送“新区市民文明手册”4000多份,指引搬入社区的农民向新市民标准看起。为了丰富社区文化生活,Y还建成了党员培训中心、市民道德讲堂、文体活动室、图书室、电影放映室等场所。更重要的是,Y社区还从居民兴趣最高的文艺队伍开始,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先后建立舞蹈队、合唱队、秧歌队、武吵子队等8支队伍,并且积极组织开展唱红歌、广场舞比赛。这些制度和活动在潜移默化地引导农民向城市市民转变。

生活服务社区化。转型社区及不同于村庄翻新,也不同于简单人口聚集,而是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立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形态。简单点讲,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同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提供社区化的生活服务是让农民享受市民待遇的关键。为方便回迁群众,Y社区最初引入“三个一”工程,即建立一家早餐店、一个理发店和一个超市。现在,该社区已经引入华联和任我在线超市,设立了多家理发店和便民早餐车,打造“五分钟便民生活圈”。既方便了群众,有增加了就业。

(五)转型社区对外来人口数量的调控

Y社区是北京市区的城市社区不同,这里居住的居民层次在文化教育程度、职业发展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城市社区对外来人口在低端就业岗位上的依赖性,在这里并不明显。因此,Y社区对外来人口采取的态度是控制。在他们看来,外来人口对本社区并没有多大贡献,而且还带来了社区治安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外来人口的控制,Y社区并没有采取强制性、暴力性等手段,而是采取一种半官方引导的“市场机制”。以“五分钟便民服务圈”为例,这个服务圈的构建主要是为了服务社区居民,但是居委会还赋予了它的另外两项职能:增加本地就业和控制外来人口。根据调查,政府鼓励Y社区居民从事社区生活服务的各种岗位,尤其是“三个一”工程中的理发店、早餐店和超市等。对于本地人从事这些低端的服务业活动,Y社区有奖励政策,比如,经营一年该店可以获得奖励3600元,经营三年可以得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补贴10800元。

这样一来,本地居民从事本社区低端服务业岗位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同时,由于地缘关系,他们在经营这些小本生意上具有天然的优势。结果就会出现,转型社区所带来的低端就业岗位被本地居民所占据,改变了城市社区低端岗位被外来人口所“统领”的局面。没有就业岗位与商机,外来人口自然就会慢慢地从远离转型社区,搬迁到其他地方。事实上,政府有意引导本地居民,通过“市场机制”对外来人口进行控制;这种做法在北京的一些社区开始尝试。我们暂不对这种方式进行价值判断,但它确实在社区治理方面起到了作用,既增加了本地就业,又有效的控制了外来人口。

六、结论与讨论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些城市像摊大饼似向外扩张蔓延,大量村落被合并转制,从而带来一种新的人口聚集现象。围绕着这种新人口聚集,中国的广大城郊地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一种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基层改革试验。本文选择北京大兴区“农转居”Y社区作为个案分析,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给出这种基层改革实践的价值判断,但是,通过对这种基层实践状态、特征、难题以及应对思路的介绍,无论是对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发展和社区治理,还是对学术研究,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与探索。纵观全文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判断,供学界讨论:

第一,“农转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走向城乡融合和一体化的动态城市化过程。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看,对于这种社区类型,既不能功利性的使其“一蹴而成”,也不能用静态的视角来审视这种诞生于城市周边的城乡结合部。因为前者不仅涉及到物理空间的变化(从农村院落到高层商品住房),还涉及到从农民到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换句话说“人的现代化转型”。也只有这样,农转居这种转型社区类型才能融入到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来。至于用静态的习惯性思维看待这种脱胎于大城市边缘地带的农转居社区,也只能停留在城乡结合部的治理思维内,无法体现这种社区类型最终会转变成成熟的/更加文明的现代城市社区类型,更容易形成新的城乡内部二元结构对立,不利于城乡融合。

第二,对于这种“农转居”社区治理难题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社区组织体系再造问题,包括管理体制再造和社会组织再造。转型社区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旧的村建制与新社区建制之间的关系。根据Y社区治理经验来说,构建社区治理架构,实行“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引领作用,在建立居民自我管理体系同时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以居民服务与需求的满足来重新整合社区发展。社区组织再造与创新也是如此,应紧紧围绕居民需求,以服务带动社区发展。

第三,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转型社区的居民来说,户籍和居住空间的变化并不能直接带来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的转变。农转居后,新居民多数是以中老年村民为主,农村生活方式早已固化,深深的植入他们的生活世界中。因此,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的转变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种新文化制度规范建立的过程,也意味着诸多的矛盾与不协调将会出现,但这只是一个转型过程,要用“转型”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第四,对转型社区居住的外来人口,应该提倡一种包容性的社区发展策略,推动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社区融合而非排斥。只有建立在不同人群融合基础上的社区建设,才能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才能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责任编辑:李迎生、袁小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研究”(15CSH00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创新驱动视角下北京创客群体发展需求与流动机制研究:兼与上海、深圳比较”(15JDSHB007)、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决策研究与信息咨询服务项目“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建设研究”(SHJC0202)。

作者简介:吴军,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讲师、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城市学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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